號稱“總統俱樂部”的凱雷集團欲控股“中國第一制造”徐工集團引發的爭議和思考，被本報率先深入披露之后，受到了國內外廣泛的關注。

　　西方輿論對此評價說，徐工完全出讓控股權的改制模式，成為國際資本“檢驗中國政府改革大型國企決心的試金石”。

　　而在國內，徐工改制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大型國企改制的路徑之爭。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中國首次開始從產業安全的角度重新審視外資并購。

　　此次，來自發改委的問訊包括了對于徐工改制前后經營環境的變化，民企三一是否真正參與過競標，防止凱雷轉讓股權給產業競爭對手的最新措施等三個方面。

　　一線調查

　　并購前景不明 “過橋”貸款到期

　　徐工機械面臨拍賣轉手風險

　　記者 楊利宏上海報道 身處風口浪尖，徐工集團（以下簡稱徐工）正在過大關。

　　今年2月13日，本報推出了《外資蠶食中國產業No.1調查》特別報道，深入披露了徐工即將被凱雷并購的始末。國內外輿論給予極大的關注。

　　6月中旬，當三一重工（以下簡稱三一）執行總裁向文波以“博客”形式連續發文叫板凱雷收購徐工、宣稱“徐工被賤賣”、要“阻止外資并購徐工”之后，久拖不決的徐工改制方案再次陷入“國退洋進”爭議的旋渦。

　　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工業司正在牽頭組織商務部、外管局、財政部和工商總局等部委聯手開展針對外資并購的“國家審查”。至此，徐工等大型國企以外資為導向的“新洋務運動”引發的爭議，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大型國企改制的路徑之爭。業內人士評論說，中國改革開放28年以來，中國首次開始從產業安全的角度重新審視外資并購。

　　國家發改委再次質詢

　　6月21日，徐工改制工作組剛剛完成了對于來自國家發改委“二次質詢”的回復。此次，來自發改委的問訊包括了對于徐工改制前后經營環境的變化，民企三一是否真正參與過競標，防止凱雷轉讓股權給產業競爭對手的最新措施等三個方面，徐工方面當日即給予了書面回復。

　　這是今年3月份發改委在例行調研之后，第二次就凱雷收購徐工一案向徐工方面要求“情況說明”。身處旋渦中心，徐工不得不面對一系列撲朔迷離的政策信號。

　　據了解此事的人士介紹，此次發改委的問訊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此前對于凱雷控股之后徐工未來走向的關注，而顯然注意到了近期社會輿論的背景。“其實，徐工以往已經多次提交了詳盡的匯報材料，發改委應該已經取得了有關并購的足夠信息，之所以在這個時候‘舊事重提’，很可能是因為有高層領導注意到了近期的社會輿論，委托發改委再次了解改制前后的相關背景。”

　　最近社會輿論的變化來自向文波以“博客”行為發起的攪局。在過去的兩周時間里，向文波在自己的博客上連續發表文章，質疑凱雷收購徐工的行為，同時宣稱提價至“4億美元競購徐工”。

　　徐工不能認同的，恰恰是三一的這種“狂野作風”。“我們不怕爭論，但三一卻在攻擊。”徐工集團經濟運行部部長王慶祝說，“當初，徐工改制提出三大目標，即資本社會化、經營國際化、管理機制市場化，其中資本社會化的目標最為重要。徐工希望引進戰略投資者，通過海外上市實現產權和資本的多元化，從而把徐工打造成一個擁有自主品牌的跨國公司。對于徐工來說，‘資本社會化’的目標不會變。但三一顯然不是一個明智的資本合作對象。”

　　一位早年參與徐工改制的員工介紹，三年前徐工改制啟動的時候，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率領管理團隊考察徐工，徐工以董事長王民為首熱情接待。“當時徐工是毫無爭議的行業龍頭，提倡的是‘競爭、合作、交流’，三一自己說是在‘朝圣’。”

　　按照徐工集團副總經理王巖松的說法，三一當時提交的控股方案總金額不超出10億元，在近三十家徐工的競購機構中排在倒數第二位，顯然不能達到徐工和徐州政府的要求。

　　三一的直接產業競爭對手、同城“死敵”中聯重科（000157）的一位公司高管說法更為直接，“三一在業內的名聲并不太好。即使三一給我再多的薪水，我也不會投奔它，原因在于這家企業的經營風格。前幾年市場形勢大好的時候，三一以高薪為誘餌不斷從競爭對手處挖人。但在2004年前后遇到國家宏觀調控、市場形勢疲軟的時候，一下子裁員3000多人，在這樣的企業沒有安全感。”

　　顯然，歷史包袱沉重、改制尚未完成、甚至以“穩定職工隊伍、三年內裁員不得超過5％”為條件與凱雷談判的徐工集團，不可能與向文波所稱以“產業整合”為目標、采取激進市場化路線的三一重工相融合。

　　6月21日，徐工科技（000425）發布公告，稱“徐工集團將嚴格遵守徐工機械改制的相關交易文件中的承諾，在國家有關部門的審批過程中，不與任何其他投資者就徐工機械改制事宜進行任何談判或協商。”三一幾乎被排除了未來“競購徐工”、甚至與徐工進行任何資本合作的可能性。

　　“過橋”貸款引發資金鏈危機

　　其實，目前徐工最擔心的，并不是久拖不決的改制方案，而是此次由于改制產生的巨額銀行貸款即將到期。

　　據深入了解徐工改制情況的人士介紹，徐工集團及下屬公司在國內外各家銀行貸款已高達20億元，徐工機械70%以上的股權已用于抵押，其中近一半的貸款還款期在今年上半年陸續到期。其中，作為改制平臺而設立的徐工機械，本來在成立之初就采用了“債轉股”的形式，除徐工集團控股之外，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華融、信達、東方、長城合計持有48.68%的股權。此后，為了避免資產管理公司出售徐工機械的股份，在徐州地方政府的協調下，徐工集團向銀行舉債7億元，回購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的全部股權。

　　如今，這一“過橋”形式的巨額貸款正在承受著來自銀行越來越大的壓力。據介紹，這筆貸款大部分來自花旗銀行，到期日是今年2月份，因為當時徐工樂觀估計“那時改制方案可以得到國家的審批”。但如今改制方案久拖不決，這筆貸款已經連續辦理了兩次、共計半年的展期。按照現在的市場情況，徐工到時肯定不具備償還這筆巨額貸款的能力。“已經有一些債務被債權人提出訴訟，法院甚至查封了部分徐工機械的股權。這樣，作為改制平臺的徐工機械，很可能再度面臨被拍賣轉手的風險。”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負責徐工改制的一位人士說，“銀行的態度已經明確，當時的貸款用途本來就是把股權抵押用于改制，不是流動資金貸款更不是長期貸款，連續兩次展期已經算是對徐工破例，8月份無論如何不可能再展期了。”

　　“到底行不行？批還是不批？國家要及早給個說法！”一位老員工的話，代表了當前徐工大多數人的焦急心態。

　　“我從來沒有這么專注過一件事情，而現在，我全部的精力都是集中在徐工改制的最新進展上。”一位宣稱“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了徐工科技”的股民說。

　　營業收入占據了整個徐州市GDP20％的徐工集團，從1999年以來為地方政府承擔了50多家企業的破產、重組和改制，承擔了25億元債務，涉及員工近萬人。如今，這樣一個在當地舉足輕重、以引進外資為導向的大型國企的改制路徑，正在被日益放大到涉及國家產業安全、探討外資收購底線的“國家審查”的視角。

　　收購案引發“國家審查”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曾經公開表示，要充分借鑒國際成熟經驗，加強對重大外資并購項目的審查核準，做好對外資并購管理的法律法規制定工作，使外資并購活動更加符合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改革的需要。

　　“我們相信政府是理性的。當年美國國會調查聯想收購IBM的PC部門，最終歷經爭議之后仍然順利放行。”王慶祝認為，對于徐工來說，引進海外資本還遠遠談不上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從整個競標過程來看，徐工其實在“選資”。

　　王巖松把徐工被外資控股之后的防范措施概括成三道“防火墻”，即不選擇卡特彼勒這樣的產業投資者而選擇財務投資者凱雷，可以保留自主品牌；通過限制性條款，達成避免凱雷轉手給產業競爭者的有利協議；最后是“毒丸計劃”，即如果凱雷出售股權給競爭對手，徐工可以通過這一協議大量稀釋股權，可以優先低價回購股份從而保證控股地位。

　　凱雷收購徐工引發的爭議，客觀上正推動著國家對外資并購的反思。“未來十年，外資并購必將成為我國引進外資的主要形式，但我國在出臺大量外資并購的鼓勵性政策的同時，并沒有相應地制定有充分執行效力的規制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此外，傳統的考核觀、政績觀以及地方利益觀，也促使地方政府強迫本地企業接受不平等商業條件等方式來招攬外資。”上海社科院法學所并購法研究咨詢中心主任史建三認為，“外資并購本身只是一種資本追逐利潤的工具，既不能‘天使化’，也不能將它‘妖魔化’，現實的途徑是鼓勵與規制并舉。”

　　縱深

　　中國醞釀設定外資并購底線

　　記者 趙剛綜合報道 凱雷收購徐工，終于逼出了中國對外資并購的底線。

　　6月21日，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工作人員分別向記者證實，一個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由商務部、財政部、國家外管局、工商總局等6部委聯合參與的、旨在協調外資并購審查的部際聯席會議機制正在醞釀之中。同時，一份限制外資并購國內裝備制造業企業的規范性文件也在加緊修訂。

　　有專家認為，此舉表明，中國對外資并購的底線已日漸清晰，面對洶涌而來的外資并購，中國對外資并購的管理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部際聯席會議審查機制

　　據國家發改委內部人員透露，這次對外資并購規范將從裝備制造行業入手，而外資并購審查部際聯席會議機制則由國家發改委工業司來具體協調推動。

　　清華大學國家經濟安全研究室雷家 教授告訴記者，國家成立專門針對外資并購審查的部際聯席會議，是外資并購審查機制建設的一個重要突破。不過部際聯席會議主要是一種中央部委間的協調溝通機制，而非像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那樣的獨立機構。

　　參照慣例，外資并購審查部際聯席會議將下設聯絡組和辦公室。聯絡組由各成員單位派出的相關司局級干部組成；辦公室由各成員單位派出工作人員組成，集中辦公。會議成員將定期召開例會，討論和協調有關事項。在有緊急情況時，也可以隨時提出召開會議。

　　此外，一個旨在規范裝備制造業外資并購行為的文件也正在制定當中，這一文件由國家發改委工業司委托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制定。

　　記者與這一文件的主要起草者——機械聯合會重大裝備辦公室主任隋永濱取得了聯系。據了解，這份文件名為《關于對裝備制造業改制(投資合作)中維護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審查辦法的通知》，最終將由國家發改委上報國務院審批。

　　該通知初稿從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界定了一批將受到重點保護的行業和企業。新規定限制外資在核電設備、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造船、齒輪、石化通用設備制造和鋼鐵設備等7大重點裝備制造行業進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

　　國家將重點審查這些行業企業的合資、并購項目。對重點領域的重點企業，不允許外資企業利用虧損、增資手段達到控股目的，不允許外資相對控股，國有資本要保持絕對的控股權。

　　此外有消息稱，最初有關部門打算在新規定中明確列出一份包括徐工集團在內的二三十家重點保護企業名單，明確禁止這些企業被外資控股。不過，考慮到維護對外開放的形象等原因，在最終完成的規定中并沒有直接列出名單。

　　據隋永濱介紹，目前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也將進行調整，該指導目錄中鼓勵類的范圍將縮小，限制類范圍可能也會有所變動。

　　“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浮出水面

　　雷家xun認為，這次國家對外資并購設限，主要是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出發，這與以往那些從反壟斷角度規范外資并購的思路有所不同。

　　《反壟斷法》旨在保護市場競爭，防止和制止壟斷行為，它對全社會的內外資企業是一視同仁的，涉及面也非常廣泛，利用它可以對外資企業的壟斷性并購進行一個全面性的防范。

　　而從國家經濟安全出發對重點行業進行更嚴格的審查，則可對外資并購的不良后果進行重點防御。兩者點面結合，可以構成減少外資并購負面影響的立體規范體系。使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浮出水面的，是外資并購在中國的全面發力。據商務部數據，2004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06.30億美元，同比增長13.32%。其中，外資并購額為240億美元，同比增長近70%。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研究員史建三預測，在“十一五”、“十二五”時期，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并購方式引進外資會成為主流方式，中國正迎來跨國并購高潮。

　　雷家xun認為，國家利益是永恒的，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前提下，對外資并購進行一定的干預是無可厚非的。

　　商務部研究院外國投資研究部馬宇研究員則認為，“妖魔化跨國公司不可取”。現在很多對外資惡意并購的指責缺乏事實和數據的支持。而且，在目前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把自己封閉起來遠離國際化分工的企業，是不可能有長久生存能力的。

　　訪談

　　規制外資并購的瓶頸

　　《中國經營報》：中國改革開放28年以來，外資并購為什么會在當前形成龐大的規模甚至浪潮？

　　史建三：由于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目前大部分重要企業均是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的重要決策，如外資并購，最終都需要當地政府或中央政府拍板，即實際上由主管行政領導最后決定。在當前普遍將吸引外資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指標，一些對于國家整體經濟未必有利、對于增加人民財富未必有幫助、對于本地企業良性發展未必有促進作用的外資并購，紛紛在一些好大喜功或利欲熏心的官員的全力推動下快速實現了。

　　《中國經營報》：有關規制外資并購的相關法律法規的滯后，是否已經成為外資并購能在一些行業形成壟斷的原因？

　　史建三：外資并購本身只是一種資本追逐利潤的工具，之所以在我國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壟斷、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國有資產流失，表面的原因也許是與我國缺乏相關法律法規、政績觀的錯位、權力的尋租等有關。但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我國各種體制機制內的深層次矛盾。

　　從地方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系來看，大部分外資并購都能讓地方政府得利，地方官員會更多地從自身利益考慮。從經濟體制來看，我國國有資產所有者缺位的現象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掌管國有資產的行政官員難以像經營自己私人資產的企業主一樣，全身心地經營和管理國有資產。從社會整體心態來看，對于外資盲目崇拜，對于民族企業缺乏信心。要從根本上解決目前我國外資并購所存在的諸多弊端必然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需要對我國各種體制機制進行不斷調整、改進、以及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過程。

　　《中國經營報》：大家擔憂的是在上述的根本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前，怎樣有效地規避外資壟斷性并購。

　　史建三：規制外資并購最為核心的任務，就是制定并完善規范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在世界范圍內，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經濟發達國家已經制定了較為完善的規范外資并購活動的法律法規。這些國家將本國對于外資并購的立場、政策、審查標準、審查門檻、審查程序、審查期限，投訴方式等，都一一在法律法規給予了明確的規定。

　　“反壟斷法”加快立法步伐無疑是一個可喜的消息，但是我們不能認為反壟斷立法就是針對跨國公司并購的，建設一個公平市場才是立法的關鍵。“國民待遇”是必須不折不扣履行的，不能是“超國民”也不能是“非國民”待遇。因此，反壟斷法的制定推出雖然具有里程碑意義，但是我國一直以來在規范外資并購過程中疲軟的執法現象更是關鍵問題所在。

　　夏銀麗 記者楊利宏采寫

　　記者觀察

　　歷史的標桿

　　一只羊發現一塊肥美的綠地，一群羊就會隨之而上，這一典型的金融市場上的“羊群效應”正在當前“外資蠶食中國產業NO.1”的爭議中愈演愈烈。

　　社會輿論投入這一爭議的積極意義，在于給了改革開放28年以來一直處于“不設防”狀態的中國經濟安全一個全面反思的契機。

　　中國市場上最具代表性的“外資并購”最早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1995年7月5日，日本五十鈴和伊藤忠聯合，以協議方式一次性購買了北旅公司4002萬非國有法人股；兩個月之后，福特公司以4000萬美元認購江鈴1.39億新發B股，成為江鈴第二大股東。這兩場外資并購大案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同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暫停將上市公司國家股和法人股轉讓給外商的請示性通知》，外資在國內的并購隨即轉入了長達四年的低潮期。

　　但自從中國加入WTO以來，外資大舉收購鋼鐵、機械、銀行、水泥、啤酒等企業股權，開始出現保護民族產業和防止“外資蠶食中國產業NO.1”的爭議。

　　但“開弓沒有回頭箭”，中國的開放進程不可能倒退。外資并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關鍵在于經濟決策者能否參考市場化國家對于外資管制的經驗，做到趨利避害，鼓勵與規制并舉。因此，部委聯席會議審查重大外資并購，重新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界定限制外資并購的戰略性產業，對于一直以“招商引資”為第一要義、對外資“不設防”的中國經濟來說，無疑是一個歷史進步。

　　凱雷收購徐工能否被國家“放行”？這對于擁有兩萬多名職工、歷史包袱沉重、積重難返的徐工集團來說，當然性命攸關。但不管最終結論如何，這場由徐工改制引發的“新洋務運動”爭議，早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國企改制路徑之爭，正在成為推動以關注國家產業安全為核心的“國家審查”制度的歷史標桿。

　　相關

　　博客空間考驗證券監管

　　記者 楊利宏 陳恩摯上海報道 借助“博客要約”，G三一(600031)執行總裁向文波的名氣迅速飆升，但面對“逼宮”，徐工也不得不打破一貫的沉默，雙方的一場口水大戰在向文波的博客空間上迅速展開，日漸白熱化。

　　深陷在這場由“博客要約”重新引起的“外資并購”大討論，向文波已經騎虎難下。在“博客年代”，如何辨別和監管上市公司高管的職務行為與個人行為，也正在考驗中國資本市場的監管智慧。

　　“博客要約”

　　6月21日，向文波在自己的博客上連續發表了十幾篇文章抨擊“凱雷收購徐工”，宣稱要維護“民族產業安全”、“抵制外資并購”，甚至一度發出“4億美元競購徐工”的要約。在此影響下，G三一受到了股民狂熱的追捧，股價一路沖高。同時在G三一的帶動下，A股市場的整個機械板塊一度逆市大漲。

　　其實，早在6月8日，向文波在其新浪的個人博客首次撰文抨擊“凱雷并購徐工”，稱“最近無意之中看到一些報道，讓我有話要說。《中國經營報》《誰享受國退洋進盛宴》一文，將三一熱切希望參與徐工改制的愿望描述成一個陰謀”，“并首次提出‘3億美元競購徐工’。之后，向文波在上海等地連續約見記者，一再聲明“徐工不能被賤賣”、“外資不能控股徐工”。

　　“向文波的博客行為的確已經違反了《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中的信息披露原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師向記者表示。“根據該規則，上市公司應當及時、公平地披露所有對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公司和相關信息披露義務人在其他公共傳媒披露的信息不得先于指定媒體，不得以新聞發布或者答記者問等其他形式代替信息披露。與美國、中國香港等成熟的證券市場信息披露體系相比，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的問題更多的在法律責任方面，即對相關責任的處罰方面。”

　　監管難題

　　向文波以“博客要約”競購徐工，正在引起監管層的密切關注，上海證交所先后給G三一發去問詢函和監管關注函。

　　“監管關注函表達監管部門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和警示”。一位上交所內部人士表示，“上交所及有關監管部門還會繼續加強對G三一的監督和對此次博客事件的關注。”

　　和訊財經首席分析師文國慶認為，作為上市公司大股東的執行總裁，無論G三一是否收購徐工，在此之前和整個過程中，向文波都不能以個人身份發表任何涉及公司層面的收購言論。即使是博客，也因其傳播性會對市場相關個股帶來波動。

　　據上交所內部的一份監管記錄顯示：6月8日到6月15日期間，G三一大股東三一集團公司董事、執行總裁向文波連續在博客上發表對徐工的收購意向和收購價格，引起G三一、徐工科技的股價波動。“我部特電話提醒G三一，要求其嚴格規范信息披露行為，切實保護廣大投資者利益。”

　　但目前，對于博客是否屬于私人空間，如何辨別上市公司高管的職務行為與個人行為，仍沒有一個權威的說辭。

作者：楊利宏、趙剛、夏銀麗、楊利宏、陳恩摯

來源：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