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目前雖然對結構調整似乎已有共識，但是對其內容卻眾說紛紜。增長、通脹與結構之間到底應該是什么關系的問題。我的理解是，增長類似于人的生命，經濟結構則是人的各個組成部分，而通脹是病。保增長與防通脹有一致的一面，即高通脹水平不利于增長，有必要壓下來。但保增長與防通脹也有相沖突的一面，因為壓低通脹的措施也會同時壓低經濟增長，過熱時這個矛盾不突出，但如果像現在這樣，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很弱，采取加息等防通脹的措施就可能要了增長的命。

所有經濟體的增長都是建立在一定經濟結構上的增長，所以經濟增長健康與否是直接取決于經濟結構合理性。在外需強大時代，中國由重大內部結構缺陷所形成的分配向儲蓄傾斜這個矛盾，不僅不會導致生產過剩，反而使中國成為參與市場分工最積極的國家，但次貸危機導致外部需求長期低迷，以往結構中有利于大規模外向型發展的因素變為不利因素。而未來能夠引領經濟結構發生向內需為主型轉變，非城市化戰略莫屬。

以城市化戰略為主的結構調整會創造出強大的內生增長動力。城市化會強烈拉動投資，未來20年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就可以相應增加超過50萬元的投資。如果未來20年中國要增加8億城市人口，城市化率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就需要400萬億―500萬億元的投資，所以在城市化領域中國投再多的錢也不會多，更不會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