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凱恩斯之后，反周期的宏觀政策開始在世界各地流行，無論是利益不同的社會團體，還是觀點相左的學術流派，對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幾乎是眾口一詞的肯定，形成多元現代社會中少有的一個社會共識。布什總統最近推出1500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獲得兩黨的一致支持。我國正在實行價格管制，雖被批評為向計劃經濟的倒退，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此舉乃抑制通脹所需，有情可原。

面對經濟周期波動，宏觀調控似乎已成為本能的反應，過熱降溫，遇冷發汗，而波動的根源卻無人深究，就像醫生只看體溫而不問病灶為何一樣，發燒就給兩片阿司匹林，到底是病毒感染，抑或癌癥所致，不在大夫關心之列。以美國為例，在經濟處于衰退之際，美聯儲急忙降息，政治家大談減稅，經濟學家爭相推出刺激經濟的“組合拳”。奇怪的是開方不問診，很少有追究，這蕭條到底是怎么產生的？

蕭條的直接起因是美國金融市場的震蕩和房地產市場的深度下調，探尋其源頭，則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失誤。“9·11”之后，格林斯潘領導的美聯儲保持低利率的時間過長，導致流動性泛濫。為了給多余資金找到出路，金融機構紛紛開發高風險的業務，次級按揭僅為其中之一。自2007年中以來，次按違約率不斷上升，迫使市場重新估計風險，導致次案債券和房地產價格一起下跌，金融資產和地產價值縮水，通過財富效應拖累消費，將經濟帶到蕭條的邊緣。

由此可見，美國經濟步入衰退，始作俑者是過度松寬的貨幣供應，原本應該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成了制造經濟波動的禍首。實際上，弗里德曼早已用翔實的數據說明，到1980年代為止的戰后30多年中，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非但沒有熨平周期，反而引發了經濟的波動。

眼下美聯儲以減息應對可能的蕭條，無異于用新的流動性緩解過剩流動性所造成的痛苦，飲鴆止渴，錯上加錯。退一步講，就算為了挽回經濟的頹勢，減息作為臨時性措施還可以考慮的話，也必須在減息的同時，認真地討論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如何防止類似次按事件的再次發生？也就是如何避免流動性的再次泛濫？歸根結底，如何從制度上管住美聯儲的印鈔機？

這就帶出了一個與中央銀行同樣古老的問題，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究竟應該是什么？為了實現既定的目標，貨幣政策的執行規則又應該如何設計？關于目標，世界各國的法律都規定，中央銀行的首要任務是穩定幣值，也就是控制通貨膨脹，對此學界和政界似無異議，爭論最大的是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角色。

所謂“最后貸款人”指央行向處于危機之中的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由此延伸出央行解救金融機構的責任，并進一步推廣到動用貨幣政策穩定金融市場。格林斯潘是扮演“最后貸款人”的大師，在其長達20年的任期內，多次在金融市場震蕩之時，減息以幫助市場度過難關。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和2001年的“9·11”。久而久之，華爾街形成了預期，戲稱聯儲的政策為“格林斯潘期權”，意思是股價下跌不必慌，待聯儲來救，再賣不遲。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已從通脹的單一目標，演變為通脹與金融市場并重，而雙重目標的必然結果就是顧此失彼。“9·11”之后的低利率雖然有助于保持金融穩定，但美聯儲萬萬沒有想到，過剩的流動性回過頭來對經濟造成巨大的傷害，而首當其沖的，正是當初想要精心維護的金融體系。中國古代先賢所云“人算不如天算”，實應為政策制定者戒。

世上事有人力所不及，原因在于信息。市場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到今天，若想把握其運行細節，所要求的信息量早已超出了一兩個聰明腦瓜所能處理的范圍。智慧者如格林斯潘，也不可能知道次級按揭的規模和風險，更不要說預見危機爆發的時間了。正像互聯網的世界一樣，功能再強的超級電腦，也不可能對網絡上的信息作集中式處理，不可能統一調度信息的流動，而只能采取分散決策的方式，讓信息存儲在眾多的個人電腦中，由每一臺電腦的主人自行決定信息的流量與流向。

市場經濟是一個更大和更為復雜的互聯網，為了準確判斷經濟周期的階段，在最佳的時點以恰到好處的力度干預經濟，央行的官員需要多少信息和知識？如果美聯儲并不擁有更多的信息，如果聯儲主席并不比市場高明，貨幣政策極有可能加劇而不是減少經濟波動，正像弗里德曼的數據所揭示的那樣，宏觀政策調節經濟往往適得其反。

在弗里德曼看來，央行沒有必要對經濟進行主動和主觀的干預，最好的政策是固定貨幣供應的增長率，比如說每年3%，以避免貨幣政策變化引起經濟波動。對于一心想駕馭市場者，這樣的政策建議聽起來未免太過消極，殊不知消極乃最高形式的積極，古人云“無為而無不為”，道理恐怕正在這里。

政府干預未必穩定經濟反有可能引發震蕩，我國經濟過去十幾年的周期波動也說明了這一點。眾所周知，我國的投資高峰發生在1993年、1998年和2003年，每五年一次，且與政府換屆重合。倘若這并非純屬巧合，其政策含義就不言而喻，當前固然有必要緊縮銀根，降低通脹預期，但消除周期波動的根本之道卻是政府退出經濟，以防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將經濟燒到過熱。

看似淺顯的道理，為何偉大的經濟學家如凱恩斯竟然忽視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使凱恩斯那一代人意識到市場的缺陷，很自然地建議非市場力量——政府進行干預，以改進市場的效率。凱恩斯于1946年逝世，沒有看到他身后的宏觀政策實踐。弗里德曼這一代人總結了政策的實踐，在認識到政府局限性的同時，并未全盤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將政府的職能嚴格地限定在一個小得多的范圍內，并將政策的制定從依賴個人的主觀判斷轉變為遵循一定的規則。

從理論上分析，凱恩斯主義的反周期政策，其假設前提為非完美的市場和一個完美的政府，即政府擁有更為充分的信息，政府比市場更為高明，于是得出市場失靈靠政府的結論。在凱恩斯那里，政府是圣人和超人，而在弗里德曼這里，政府是你我這樣的凡夫俗子，有著自己的利益追求，只具備有限的信息處理能力和認知能力，政府如同市場一樣，也是非完美的。兩學派政策建議之所以不同，根源即在于此。

凱恩斯主義在實踐中的流行是因為它迎合了所有人的心理，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政治家以救世主的姿態向選民證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經濟學家以先知的身份獲得了特殊的社會地位；為柴米油鹽而煩惱的大眾則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與未來的希望。

理性不以人們的好惡為標準，因而是令人討厭的，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