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有著“工程機械之都”美稱的湖南，工業發展一路也是坎坷，正是這些坎坷造就了現在非凡的成績，成為全國工業化進程的生力軍。回首湖南工業60年，在沉默斑駁然而孔武有力的工業變遷中，湖南工業留下了堅實的足跡。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工業肇始于1865年，湖南人曾國藩與他的學生李鴻章在上海創辦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這也成為后來持續三十年、旨在求富自強的洋務運動發端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雖然中國近代工業由湘人首創，但是湖南近代工業真正起步卻是甲午戰后，這與中國近代工業化起步已經相隔三十年。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5年)，巡撫陳寶箴主湘，積極從事維新事業，成立礦務總局，試辦水口山、錫礦山、平江金礦局。湖南的近代工業由此起步，并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湖南一度成為甲午戰后“建立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洋務企業”當中“最為典型”的省份。 

在至今依然時時刺痛國人神經的“百年恥辱”中，工業化是每一位渴望富國強兵者信仰的圣經，工業革命機器轟鳴的號角成為國人耳中最美麗動人的聲音。據現在的研究資料顯示，自甲午戰后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湖南工業在一定程度上經歷了幾次起落，但無論興衰，都與戰爭息息相關。 

時間來到了1949年。此時全省工業總產值僅3.18億元，工業企業只有水口山、錫礦山、楊梅山、湘永、裕湘和華中等24個不像樣的礦山、機械、紗廠以及卷煙、陶瓷企業。其余都是個體手工業，殘存著農耕文明的印跡。新的執政者決心改變這一切，和整個國家大政方針一樣，“打掃屋子再請客”，一場新的工業運動在包括湖南在內的廣袤中華大地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這一政策的深遠影響，貫穿了共和國一甲子的光輝歲月。 

蘇聯遺產和東南暖流 

在共和國確立內政外交的大政方略之后，蘇聯在工業化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讓它不僅在意識形態、同時也在國民經濟建設方面成為國人心目中社會主義至高無上的明燈。蘇式工業化體系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共和國努力的方向。在此期間，建國之后的中蘇蜜月讓蘇聯為中國工業化建設中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56個援建項目成為那個時代工業化的標志，這些始于“一五”期間的功業結晶，迄今為止仍有相當部分在各自領域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這156個項目中，湖南共獲得6個援建項目，分別是南方動力機械公司(原331廠)、株洲電廠、株洲硬質合金廠(原中南硬質合金廠)、株洲洗煤廠、岳陽造紙廠和酃縣電站。這其中，株洲占有4席。這使得這個原本距離長沙市區50公里的湘江小鎮一躍成為湖南當時最大的工業城市。 

可以說，在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之前，“一五”時期是新中國經濟建設最令人神往的一段時期。這一段時期并不完全排斥市場規律的特征和勤儉建國的作風，使得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中蘇交惡后，蘇聯撤僑11萬，并帶走了幾乎所有的設計圖紙和資料。但是蘇式風格卻根深蒂固地存留下來，它與以156個重點項目為代表的工業體系一道，成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留給中國的主要遺產。 

出于對工業化夢想的追逐，在“激情燃燒”的五六十年代，中國人試圖掙脫經濟法則加在他們身上的束縛，實現一種神奇的增長率，人們堅信只要再加一把力，一種“歷史終結”式的祥和景象就將在整個中國大地上呈現。在大躍進期間，邵陽的地方政府與民眾豪情萬丈——“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礦來”。這種工業狂熱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道，成為那個時代熱血沸騰的表征。 

1978年成為共和國幾乎所有領域的分水嶺。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打破了持續20年的沉悶局面。與100年前的洋務運動不同的是，湖南在感受這股東南季風暖流的嗅覺上并不比東部沿海遲鈍。 

1984年，中國全面啟動國企改革，民間資本日趨活躍。5月，“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這便是萬科的前身，王石當上了經理。這個冬天，柳傳志在北京的一間小平房里開始了聯想的創業。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后來這家企業名叫海爾。 

同樣在1984年，年輕的師范美術教師張躍辭去教職，與弟弟一道下海經商，4年后，他們創立了遠大空調；而剛剛畢業一年、在兵器工業部工作的梁穩根，與他日后的伙伴——唐修國、毛中吾、袁金華等人開始謀劃自己的事業，這一年，他們成立羊販子小組去販羊，最終失敗了，但不久后，三一成立。 

蘇聯遺產和東南暖流，是描摹共和國工業夢想的兩支畫筆，他們是如此的截然不同，卻又朝著同樣的目標。只是如果單從湖南一省而言，蘇式工業化建設并未給湖南工業發展帶來任何顯著的推動作用。湖南省社科院原企業與產業研究所所長史永銘認為，五六十年代的湖南大型工業項目建設，是全國工業一盤棋最好的注解，實則并未讓湖南產生配套體系，符合湖南省情的工業企業得到真正發展，還是東南暖流。 

工程機械之都與汽車夢 

2006年，因聲討凱雷收購徐工一案，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憑借一系列“博客檄文”成功地將三一推向了公眾的視野。此時，人們才驀然發覺，在全國范圍來說經濟建設并不突出的湖南長沙，竟然同時擁有著幾大工程機械巨頭。 

2007年底，中聯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三家工程機械類上市公司總市值突破1000億元大關，超過國內其他工程類上市公司市值總和。其中，中聯重科、三一重工雙雙進入世界工程機械50強。 

“長沙經開區、高開區是工程機械企業集中地區，要鼓勵核心骨干企業采取外包的方式延伸產業鏈，力爭通過三至五年的努力，把長沙打造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工程機械之都。”湖南省委副書記梅克保于今年8月指示。在千億產值的背景支撐下，湖南省官方終于響應民間及基層口號，首次作此表態。 

探尋“工程機械之都”崛起的原因，離不開對上述三家企業發跡的爬梳——這實在是一個讓人感覺偶然的事情，畢竟，1994年進入長沙經開區之前的梁穩根還在思考特種焊接的問題，何清華在中南工大教書，而詹純新，還沒脫離研發的習慣，更沒體會并購的快感。這不得不讓人為長沙經開區的過去捏一把汗——如果他們三人選擇另外的行業或方式，歷史的細微岔路往往會使得未來面目全非。 

但是史永銘如此分析道，湖南工程機械產業能夠崛起，除了上述三人及其團隊的天賦和努力之外，其根本還在于湖南擁有工程機械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湖南工程機械產業有著比較扎實的基礎，這得益于株洲南車、湖南機床等老牌國企的多年經營。此外，原中南工大和長沙建筑設計院為湖南工程機械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科研人才。 

與對待工程機械一樣，或者說更為熱切，湖南人跟所有懷抱經典工業革命夢想的人們一道，渴望建立起享譽時代和歷史的汽車工業。在錯過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布局的機會之后，經過改革開放初期暫時的彷徨，湖南重拾汽車之夢。其中繞不開的長豐在1995年引進三菱技術，隨即改制。此后10余年長豐獵豹暢銷全國，長豐集團亦在2005年到達頂峰，銷量突破200億元，跨入當年度中國汽車10強行列。 

雖然湖南汽車產業存在廠點多、布局散、規模小，缺乏龍頭企業等問題，且在全國汽車總產量中，湖南所占份額幾乎可忽略不計，但汽車是“輪子革命”的核心所在，也是工業化的重要標志。只要還有工業追求，就沒有人會相信自己天生不會造汽車。因此，盡管在今年長豐獵豹易主廣汽，但湖南汽車產業依然利好不斷，菲亞特、吉利、北汽福田、眾泰等諸多國內外知名企業都一一出現在湖南版圖上，湘潭九華工業園與長沙縣經開區，做著同樣的“底特律”夢想。 

礦山的天空 

在湖南近代工業中，創辦最有成效的當屬礦業。這與湖南礦藏量豐富有密切關系。在湖南諸礦藏中，除煤、鐵外，尤以鉛鋅礦、銻礦藏量為最。1895年10月，陳寶箴就任湖南巡撫。他上任后，在工業發展中的第一項措施就是奏請開設官礦領導機構——湖南礦務總局。據陳寶箴奏稱：“湖南山多田少，物產不豐，而山勢重疊奧衍，多砂石之質類，不宜于樹藝，惟五金之礦，多出其中。”故請“選擇銅、煤、鉛、磺等礦較有把握之處，試行開采。” 

湖南的礦藏雖極豐富，但在共和國成立之前，因執政者時加封禁，加之技術落后等原因，一直未能很好地加以開采和利用。共和國成立后，礦業得到迅速發展。這其中尤以有色金屬為甚。在目前湖南4個超過千億的產業中，有色金屬名列其中。 

“五金之礦”是上天慷慨厚賜湖南的大手筆，除去魚米之鄉的地理氣候，這也幾乎是湖南難得冠蓋全國的自然資源。2004年，為整合湖南有色金屬產業，在有關部委的牽頭下，湖南有色集團宣告成立。這家在省內業務涵蓋范圍可比滿清時湖南礦務總局的公司，擁有湖南企業為數不多的海外并購能力，這些海外項目包括澳洲堪帕斯、皇島白鎢資源、愛博礦業和于近期收購的加拿大水獺溪錫礦公司(簡稱BBAM)。 

然而，與有色金屬帶給湖南榮光相對應的是，在2009年年初由國務院確定的第二批32個資源枯竭城市中，湖南占有3席，分別是冷水江、衡陽耒陽和郴州資興。這幾座城市，均與有色金屬相關。 

這些工業城市還未來得及償還因過度開采所欠下的歷史巨債，卻不得不在陣痛中實施經濟轉型。以享有“世界銻都”盛譽的冷水江為例，錫礦山銻礦總體開采年限已超過110年，累計探明儲量108.84萬噸，保有儲量只有18.49萬噸了，而按著目前年生產能力4萬噸計算，世界銻都的開采年限為4.6年。如此精確的數據，讓30萬因礦而生的冷水江市民感受到冰冷的寒意。 

就在工人們日夜不斷在地底挖掘資源的同時，各類企業轟隆著向大自然排放大量的廢水、廢氣、廢渣。錫礦山地區涉銻企業共產生二氧化硫100余萬噸、砷堿渣100余萬噸，冶煉爐渣及采礦廢石等數千萬噸。同時，由于長期開采，該地區形成了大面積采礦沉陷區，采空區并沒有回填。而就在冷水江的天空第一次有了變藍的跡象的時候，大多數市民心中卻是一片愁云。望著那些寂寥的煙囪，市民們從未如此感情復雜：它冒煙的時候，人們指望它趕快停掉，而現在，每個人都在眼巴巴地希望煙囪重新冒煙。 

資源重化工產業是支撐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高速發展的基礎，湖南尤其為甚，在總共四大超過千億的產業中，除食品工業之外，其余三項——機械工程、石化與有色金屬，都在此之列。如何在資源與環境、產值與效益之間獲得恰當的平衡，成為湖南乃至整個中國工業發展面臨的關鍵難題。 

新型工業化之路 

沒有人懷疑工業化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主導作用，但很少有省份會像湖南一樣，在工業化的道路上受到如此基本問題的困擾。湖南的糧食產量長期以來占全國總產量的6%以上，這是以占全國3.02%的耕地面積取得的驕人成績。然而，這一成績也極大地影響著中央和多屆湖南省政府對湖南自身經濟發展的定位。 

“農業大省”是人們對湖南經濟的第一認識，這里面甚至包括湖南人自己。更讓人扼腕的是，盡管湖南是農業大省，但是食品工業同樣是大而不強，雖然總產值過千億，卻因缺少規模品牌企業，而難為業界熟識。 

事實上湖南每屆政府都有關于湖南工業發展的若干規劃，只是在農業這頂大帽子下，工業化之路始終相對滯后。這一狀況持續到上個世紀末期，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提出湖南經濟三化建設的思路——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工業化首次被排在第一位。 

在信息普及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本世紀初，工業化建設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針對這一情況，現任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提出要在湖南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思路。這個在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概念，是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 

具體到湖南，新型工業化建設主要體現在“兩型社會”獲批推行和高新技術得以發展。盡管曾有不同意見認為，“兩型社會”建設在湖南當前急需量變的工業發展階段并不適宜。史永銘認為，從長遠來看，雖然在兩型社會的建設過程中，造成門檻設置過高導致部分投資減少的情況，但在工業發展更新換代加速提升的新時期，低能耗、環保的高新技術行業才是工業可持續的發展趨勢。 

面對由政府主導的這場工業浪潮，合格者入圍，不合者出局，這是湖南工業百年史上一場痛苦然而信念堅定的涅槃。 

然而，其中的佼佼者，在這樣的氛圍中，更加顯得游刃有余。比如遠大，這家由張氏兄弟創辦的企業如今為張躍獨有，多年來極力推行環保低能耗，幾使“遠大”與“環保”在某種程度上能畫上等號。這位被外界認為有“道德潔癖”的直燃空調制造者，近來又把目光轉向空氣凈化機和建筑節能。張躍也因此雄心勃勃，12年前，他成為中國私人飛機第一位購買者，如今，他又希冀自己能成為世界環保標準制定者。 

史永銘認為，與相鄰的省份尤其是湖北和廣東相比，湖南工業發展的狀態猶如兩者之間的一個洼地，依照傳統的工業發展模式，湖南工業趕超近鄰幾無可能。而遵循湖南省情的新型工業化模式，則給湖南工業發展拉起另外一張大幕，幕里的世界，是另外一場百年甲子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