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蕭條的前兆已經出現？這不是危言聳聽。

 

　　當下，發達經濟體全都面臨著嚴重的支出不足，以美國為例：首先是失業率居高不下與民眾消費支出的“去泡沫化”，這讓全社會消費支出正在逐級回落；其次，企業不愿意投資，同時還在大幅減低成本支出，壓縮產量，信貸市場對企業的支持力度還在減弱，總之企業支出不是在增長，而是在壓縮；再有，政府債臺高筑，而且在債務率已經很高的前提下，又不能過度發債以維護貨幣幣值的相對穩定，甚至還要制定減赤計劃，這當然會嚴重制約政府支出。

　　公眾支出在壓縮、企業支出在壓縮、政府支出也在壓縮。如此的支出環境中，什么力量能支撐經濟增長？所以，美國開始討論是否有必要制定與實施新的刺激計劃。

　　力主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的人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7月6日他表示，預計下半年，美國就業市場將變得更糟；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勞倫斯·薩默斯也都主張采取新的刺激措施。

 

　　華盛頓智庫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宏觀經濟學家迪恩·貝克說：目前美國經濟不確定性增加。這種不確定性使國會的經濟決策處于癱瘓，因為復蘇既沒有強勁到足以扭轉赤字困境，也沒有疲弱到能夠說服議員們同意繼續實施新的經濟刺激計劃。

　　其實，貝克所說的這種“不死不活”的現實狀況，恰恰是經濟蕭條的前兆。這就像走一個緩慢的下坡，不會很快落地，過一段時間人們才會發現，原來跌得很深。 話說回來，美國真有能力出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戴維·布魯克斯指出，高達14萬億美元的聯邦財政赤字總額已經不能再承受新的刺激計劃了。俄勒岡大學經濟學教授蒂姆·迪伊也認為：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經濟深層結構性問題，而不僅僅是周期性的問題。這種結構性問題主要在于多年來的制造業產業外移，這種外移不僅影響到美國的就業，也影響到整體經濟的創新能力。

 

　　可見，美國經濟復蘇受到兩大問題制約，其一是找不到拉動就業、拉動消費的動力；其二是政府支出受赤字過高限制。

 

　　克魯格曼此前指出，經濟復蘇的進程仍舊十分脆弱，因此各國政府仍舊不能逐步撤回支持性的措施。他認為：“一定要等到有明顯跡象表明我們正在填補產量缺口時才能退出經濟刺激計劃，而現在還不是開始退出刺激計劃的時候。”他認為，如果各國政府在時機尚未成熟時就推出嚴格限制消費的措施，那么經濟將會“遭受”高于必要程度的損害。

 

　　在中國，克魯格曼似乎得到了響應，相對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又得以實施：央行連續6周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而停滯了8個月的財政項目審批本周也從新開閘―6822億元的西部大投資要求2010年必須開工。
這也驗證了，在支出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擔心經濟過熱、擔心通貨膨脹純屬“癡人說夢”，防范通縮才是當務之急。

　　需要強調的是，“多發貨幣引發流動性過剩、流動性過剩引發通貨膨脹”―這一簡單而教條的貨幣理論雖然在中國已根深蒂固，但這個邏輯只適用于“經濟增長周期”，在“經濟衰退周期”使用這樣的邏輯，必然會使政策南轅北轍、大錯特錯。在危機過程中，世界各國確實發行了大量貨幣，但這樣的貨幣發行并沒有導致流動性過剩，僅僅是為了對沖金融危機帶來的流動性嚴重枯竭。

　　更需要強調的是，政府擴大支出，絕不僅僅是為了救助金融機構或防止金融危機進一步擴大，而更在于彌補金融危機后必然出現的全社會支出不足，防止經濟蕭條。現在看，防范經濟蕭條的過程已經開始了。(作者：鈕文新，知名媒體人，資深財經評論員，現任CCTV證券資訊頻道執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