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十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論述伊朗“白色革命”失敗的文章，現在仍感有舊話重提的必要。尤其是巴列維國王宣揚的以“皇家調查委員會”這種自我監督機構作為重要反腐機制能否真正反腐，他宣揚的“帝國民主”究竟誤在何處，現在更有細述的必要。

1978年，中東石油大國伊朗在巴列維國王領導下進行的 “白色革命”已整整15個年頭了。在這15年中，由于國王的銳意革新進取和石油價格的飛漲，古老落后的伊朗在通往“現代化”道路上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就。但就在這年年底，權柄赫赫的巴列維國王卻極其出人意料地被 “黑色風暴”——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的“伊斯蘭”革命所推翻。在這15年里，伊朗民眾的人心向背發生了從支持改革到反對改革的根本性變化，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

伊朗人為古波斯人的后裔，公元七世紀時，伊斯蘭教成伊朗“國教”，伊朗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在漫長的歷史中，伊朗逐漸衰敗。1941年，年僅22歲的巴列維繼位。經過20余年的歷練后，他于1963年開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藉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為“世界第五工業強國”。這個一攬子的現代化/世俗化方案，一開始就遇到以威望極高的霍梅尼為領袖的什葉教派的激列反對。雙方1963年初夏在德黑蘭街頭發生流血沖突。結果，沖突以獲得多數民眾支持的政府動用軍隊對教會力量的鎮壓而告結束，霍梅尼被迫流亡國外。

巴列維國王在《白色革命》一書中對這一“革命”作了詳細的說明。他聲稱：“我們需要進行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舉結束一切社會對立和導致不公正、壓迫和剝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礙前進、助長落后的反動勢力，指出建設新社會行之有效的方法。而這些方法也要與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國家的自然氣候、地理條件、其民族特點、民族精神和歷史傳統相適應，并能盡快地使我們達到和趕上當代世界最先進社會前進步伐的目標。”具體說來，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廢除佃農制，把可耕地的1／4分給3萬多農戶，但這卻嚴重侵犯了教產；在城市，把一些工廠企業出售給合作社和個人，向發達國家大量派遣留學生，興辦大量現代學校，培養了大批現代知識分子，對婦女的各種規條得到進一步放松。不能否認，這些措施使伊朗經濟和社會得到了迅速發展。許多巨型現代化工廠魔術般地出現在原本荒涼的田野，德黑蘭由一座骯臟破敗的小城一變而為舉世聞名的繁華大都市，貧窮的伊朗突躍為世界第二大石油輸出國而幾乎成為財富的代名詞，僅1974年就給國外貸款上百億美元，并在兩年內購置了價值6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國力迅速增強……然而，在這舉世公認的成就之下卻潛伏著深刻、巨大的社會危機。

經濟的發展明顯與社會發展脫節。由于發展的不協調，尤其是貪污盛行，官場腐敗，甚至一些王室成員也同樣貪污。正是種種駭人聽聞的貪污之風，造成了整個社會道德的頹敗，民眾逐漸對巴列維政權產生了強烈的離心力。

經濟的發展雖使人民生活有了總體提高，但由于種種原因卻造成了驚人的兩極分化。結果是富者越來越富，窮者越來越窮。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僅一般百姓不滿，而當后來國家財政危機，為降低通貨膨脹而對新富階層進行諸如加強稅收、制止投機等某些限制、要求他們略微“犧牲”少許利益時，他們居然也加入到反對巴列維的行列中了。

由于注重工業而忽視了農業，造成了農村的停滯，使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尋找謀生之路。曾任美國駐伊朗大使的沙利文寫道：“他們來自保守的農村并受過嚴格的伊斯蘭傳統教育。他們來到西方化的現代城市，對違背他們的基本是非觀念的事物看不慣。他們的收入雖然比他們有生以來所能期望的還要高得多，但各種開支也使他們非常不滿。他們眼巴巴地望著為進行投機買賣建起來待價而沽的高樓大廈空著沒人住，而自己卻在德黑蘭南部的貧民區，十幾個人住在一個房間里。他們看到政府官員和中產階級乘坐有專職司機駕駛的奔馳牌轎車在城里來來往往，自己卻因公共交通工具嚴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擠車。他們的失望和不滿是大量的，而能使他們感到寬慰的事情又實在太少了。他們當中許多人吸毒成癮，許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為來發泄心中的怨恨。”這些，使社會問題更加嚴重。（《出使伊朗》，中譯本第47頁）

通常認為，只有民主憲政才能有效反貪倡廉，但巴列維國王卻不認同此點，甚至在流亡國外的生命最后時刻，他仍不承認此點。他一再強調，對權力的制衡、憲政是西方的標準，在伊朗行不通，因為伊朗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特色，而且還是經濟、社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所以更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的政治模式。

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巴列維的盟友，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巴列維政權的專制統治又多有嚴厲批評，要求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西方新聞界對他的批評就更加強烈了。面對種種批評，巴列維反駁說：“作為他們的同盟者，他們不顧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實現西方民主思想。”“新聞界，尤其是美國的新聞界，經常是帶有伊朗應該是什么樣的成見，而不曾管它實際上是什么樣，更重要的是它將來會是什么樣。伊朗被突然從中世紀推到現代技術發達的世界，把這樣一個國家與有著幾百年民主傳統和文明史的國家相比就像拿蘋果和橘子相比一樣，它們簡直無法比較。”“戰后美國歷史從來是要求其他國家，不論其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如何，都來效仿美國。”他堅持認為，“民主是一個歷史進程，無論是從下層開始還是從上層開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強制實行。我自己的經驗表明，從上層逐步學著實行，比下層的大動蕩要有效得多。”而且，“我認為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和義務實現或者是恢復偉大的文明。這就是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傳的和帶有普遍性的傳統。”（巴列維：《對歷史的回答》，中譯本第19、20、21、183頁。）

在自己的政權已被推翻、“自己的經驗”已被證明錯誤時，仍強調“自己的經驗”正確有效，真乃莫大之諷刺。從上層逐步實行改革確實比下層的大動蕩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層必須主動實行滿足社會需要的變革。而問題經常在于統治者總是強調政治改革的條件不成熟，要“逐步”，結果卻總是以此為理由拒絕或拖延改革，最后導致矛盾總爆發而錯失 “逐步”改革的機會。

面對愈演愈烈的貪污受賄之風，他于1976年成立了 “皇家調查委員會”，想以此監督貪官污吏。這種“自我監督”的機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認為“皇家調查委員會”是監督官員、反對腐敗的最佳機制：“這是檢查國家事務的現代化服務機構。在我看來，這種自我評價的辦法比西方國家必須依靠‘忠誠的反對派’的辦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對派的批評很少以客觀情況為依據。”而“他們要求‘真正的議會民主’，實際上只不過是蠱惑人心的宣傳，結果將是對民主的歪曲與諷刺。這種民主常見于威信掃地的多黨制。我所要的是增進我國實際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對手們對這個主張不感興趣”。他仍然強調，“只有在君主立憲制的庇護下，伊朗各級生活才能廣泛實行民主化。”“因此，為了實現真正的帝國民主，就需要有一個君主從上邊進行統一。”他認為，伊朗此時仍要首先發展經濟：“沒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將只是一種幻想，建立在饑餓、無知及物質和精神墮落基礎上的民主只是一種諷刺，最終將成為民主最險惡的敵人。”（《對歷史的回答》，第126、151、131、182頁）不過，在巴列維時期曾任伊朗駐聯合國大使的費雷敦·胡韋達則認為未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敗不止和政治反對派得以發展的原因：“在國家發展的那個階段，國王的基本錯誤并不在于加快經濟發展，而在于對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質條件改善需要與民主齊頭并進。這里，國王犯了嚴重的判斷錯誤，放過了一些機會。”（〈伊朗〉費.胡韋達《伊朗國王倒臺始末記》，中譯本第53、55頁）

“白色革命”曾經激發、造就了一批現代知識分子，但巴列維國王長期堅持所謂“帝國民主”，使知識界逐漸產生了強烈的離心和對立傾向。巴列維卻不從自身找原因，堅認知識界疏離的原因，在于“面對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們有些學生沒有準備。他們思想還不夠成熟，不知怎樣對待顯然是很舒適的新生活”。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輩和祖輩所經歷的困難”，“同被寵壞了的孩子一樣”，經常提出過分的要求。（《對歷史的回答》，第115、116頁)同時，霍梅尼雖長期流亡國外，但在國內影響極大，始終堅信真主、真理、正義、道德在自己一邊，以“簡樸、自由和公正的生活”為號召，堅持進行反對國王的原教旨主義革命。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為要凈化信仰、純潔道德、在人世間建立完美理想社會的原教旨主義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社會愈是腐敗不堪，原教旨主義的吸引力就愈大。這樣，曾經支持“白色革命”、現在進一步要求擴大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和一部分民眾認為，巴列維此時已過于保守、過于強調伊朗傳統和特色拒絕政治改革，從而反對他；力量強大、一直反對“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眾卻認為，他的經濟、社會政策完全違背了傳統、違反了教義，從而也反對他。當面臨這兩方面的共同反對時，“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由于種種社會矛盾一直未獲解決，問題越積越多，危機越來越深，終于在1978年秋公開爆發。胡韋達記述說，反對者來自社會各界：“工人、知識分子、市場商人、戴或不戴面紗的婦女、纏著黑色、綠色和白色頭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襤褸的窮人。”（《始末記》，第145頁）1979年1月中旬，巴列維國王終被推翻，逃往國外，“伊斯蘭共和國”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則是，國家決不能凌駕于宗教之上，任何違反伊斯蘭教的法律實際上都是違法的。而因爭取民主自由而堅決加入反對巴列維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識分子，此時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來也不得不逃往國外。雖然也有人幾年前就看出了巴列維垮臺的某些征兆，但多是根據“通則”認為，經濟的發展將促進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生，而沒有料到最終促發的卻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義革命。

“白色革命”失敗的根源，在于巴列維始終反對民主憲政，始終認為民主憲政只是一種西方的 “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種現代經濟制度所要求的普適的制度和價值，因此認為別人對他種種批評只是他人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于人。他沒有認識到，不同國家的憲政確會因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和特點，但對權力的制衡、限制這種精神卻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現代經濟制度，卻不想要現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確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維便據此認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他沒有意識到，當溫飽得到保障后，人們對貪污腐敗、社會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實說明，只有權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憲政才是防止、反對腐敗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權自我監督的“皇家調查委員會”根本無法制止腐敗；“帝國民主”其實并無民主，已成笑談。可惜，直到臨死，巴列維都未能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