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中國—東盟10+1”會議上，中國和東盟領導人一致同意，在今后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并授權各國部長和高管盡快就此開始談判。確定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首先體現了中國和東盟加強雙方睦鄰、互信、合作的強烈意愿，同時也是近年來中國和東盟經濟聯系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它必將帶給雙方一個雙贏的前景。國務院總理朱（钅加容字）基11月在文萊斯里巴加灣市出席第五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時指出，“10+3”合作機制4年來取得了重要進展，并提出推進東亞合作的五點新建議，其中具體的合作項目，包括湄公河次區域的開發，貫穿我國西南部與東盟周邊國家的鐵路、公路建設，以及農業、水利等建設項目。

　　在此之前，日本、韓國曾先后提出過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和“10+3”（大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概念，顯然，難度要比“10+1”大得多。從目前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狀況看，建立這一自由貿易區的條件相對比較熟悉。

　　亞洲的另一個區域經濟組織——APEC，其成員涉及澳洲、北美、拉美、甚至歐洲（俄羅斯），有過于廣泛之嫌，特別是自從在該組織中處于領導地位的“經濟部長會議”讓位給了“非正式首腦會議”以來，APEC很難保持單純的經濟本位，多少滲入了國際政治的要素。

　　經濟區域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迄今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游離在區域集團之外，那就是中國、韓國和日本。區域集團化對其成員的好處是有目共睹的，我國的出口企業對北美、歐盟等主要區域集團內部的互惠和對亞洲國家的排他性也深有感觸。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形成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和1.23萬億美元雙向貿易額的統一大市場。雖然自由貿易區擬訂在10年以后實現，但是據朱（钅加容字）基總理對媒體表示，5年之內實施的可能性非常大。作為這個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的成員之一，貿易區不僅會對我國的政治、經濟、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外資利用，擴大進出口以及“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也將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

　　首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有利于我國企業擴大對東南亞市場的出口，確保出口市場的穩定與擴大。東南亞市場是我國傳統的機電產品出口市場。我國軸承、農機、機床、工程機械的50%左右，成套設備的大部分輸往東南亞地區，近年來家電、摩托車、紡織機械等產品競爭力提高很快，對東南亞出口快速增長。2000年我國對東南亞市場出口增長了近50%，高于對全球出口的平均增長水平。特別是對越南、緬甸等東盟新成員國的出口增熱尤為強勁。
　　為了消除中國入世和外資大量流入中國給東盟帶來的影響，1999年9月的第13屆東盟自由貿易區理事會議決定，對貿易自由化重中之重的共同有效優惠關稅（CEPT）的實施提前1年，即六個原創始國于2002年內對CEPT清單內產品關稅全部調降至5%以下，從而使東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快速步入正軌。在初始階段，以降低關稅為其主要措施。關稅的降低能夠產生很大貿易轉移效果和貿易創造效果，一方面會把區外貿易轉移到區內來，另一方面會為區內創造更多的貿易機會。東盟區內的貿易比重會大幅提升。面對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歐美日跨國公司正在加緊調整生產布局以圖享受到區域內部的互惠，而我國產品進入東盟只能按對外的關稅對待，處于不利的地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使“東盟自由貿易區”對我開放市場，降低對我產品的關稅壁壘。

　　其次，有利于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東盟國家對吸引中國的投資抱有熱切的期待。1997年金融危機之前，流向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中2/3流入東盟國家，而現在2/3流向了中國。作為補償，東盟希望中國增加其資本輸出。為了吸引中國的資本，中國周邊的國家正計劃用中國的資金鋪設與中國相聯的交通運輸項目。在資本輸出的帶動下，我國對湄公河次區域的成套設備出口和工程承包可望出現有利的局面。通過木材、水利、農業、采礦等資源開發和輕紡等加工項目的投資，解決我國的資源短缺和生產能力過剩問題。

　　第三，有利于減少與東盟的貿易摩擦，在競爭中建立國際分工與合作伙伴關系。中國與東盟國家不僅在利用外資上，在出口方面也存在著激烈的競爭。近10年來，中國產品在美國和日本的進口市場中的份額分別提高了5和7個百分點，而東盟國家只提高了2和3個百分點。主要的競爭產品是輕紡和電子產品。由于許多跨國公司關閉了在東盟的工廠，轉移到中國生產，而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都有“利用外資、擴大出口”的相同特點，導致中國與東盟爭奪外資而后爭奪美國、日本和歐盟市場的局面。此外，我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近年來呈強勢增長，由于成本優勢和產品質量提高，已經引起東盟的本土工業的警戒之心。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必然推動東盟與中國機電工業內部的分工合作，實際上，東盟國家已經在選擇自己的優勢產業，放棄劣勢產業，例如，新加坡已經放棄了對硬盤驅動器組裝等勞動密集產業，突出自身在資本密集產業和物流產業的優勢；泰國則發揮其汽車產業方面的優勢，并促進零部件工業的發展；馬來西亞繼續提高其電子及其無器件的附加價值，向高技術產業升級換代。在競爭與產品差別化的協調中，外資的注入也會相對分散，緩解相互爭外資、爭市場的程度。

　　與此同時，東盟國家對中國市場的吸納力抱有極大的期望。如果中國與東盟在機電工業內部的分工與合作能夠順利進行，那么隨著區域內部貿易的擴大，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就會進一步縮小，就可以抵御美國、日本經濟變動帶來的沖擊，企業就有了較為穩定的經營環境。

　　在上述目標的實現過程中，我國企業必然要面臨一系列的挑戰，最大的挑戰來自如何“走出去”和如何適應對東盟國家開放國內市場。而前者的難度將大于后者。因為實際上，我國在“入世”的過程中已經不斷地開放市場，在機電工業領域，一些東盟國家目前仍保有許多的非關稅壁壘，我國的開放程度甚至高于某些東盟國家（農業例外）。一個對世界開放市場的中國機電工業，當然也對東盟開放。但是“走出去”，對我國企業來講，比出口產品要復雜得多。現在東南亞經濟下滑，正是我國中小企業“走出去”的好時機，我國機電企業雖然近幾年境外投資建廠的項目增加很快，但在東南亞的投資還是很少。境外投資比出口難度大。正如朱總理在文萊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出口，只要產品有競爭力就可以了，但境外辦企業，特別是對我國中小企業來講，是一個全新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