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2009年9月10日，這天是中國第25個教師節。初秋的日子，雖然已有薄薄涼意，但是收獲的氣氛就充滿了這個金色的季節。

上世紀90年代初，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科研人員鄔江興和他的研究隊伍在這里研發出中國第一臺萬線程控交換機，打破了發達國家通信設備商對中國交換機市場的壟斷。

繼而有了巨龍信息公司，以及上世紀90年代叫得十分響亮的“巨大中華”。

“民族爭氣機”

對于現在不少人、尤其是80后生人來說，無線通訊早已不是新鮮事物。然而回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使對于一些有錢人來說，想實現在家里安裝電話，“足不出戶地溝通四方”仍是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雖然當時中國在電話鋪設上已經應用了程控交換機，突破了供電交換機的限制，大大提高了效率。但是諾大一個需求市場，竟然沒有自己的國產品牌，全部被國外廠商壟斷。

當時，壟斷中國交換機市場的產品被稱為“七國八制”，具體解釋是七個國家八種制式的產品，分別是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國的朗訊、瑞典的愛立信、德國的西門子、比利時的BTM、法國的阿爾卡特、加拿大的北電網絡。他們合力瓜分了中國的程控交換機市場。

在“七國八制”市場壟斷下，程控交換機的價格十分昂貴，這給當時國內的電話普及制造了障礙。然而更讓國人感到壓抑的是，中國真的研制不出自有程控交換機嗎?國外品牌還要壟斷這個市場多久?當時也有國內企業與外商合資談判，希望“以市場換技術”，而鬼佬斷言“中國人根本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換機”。

同時，國內科研人員也在忍辱負重為之努力。作為軍隊主要科研力量，當時供職于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的鄔江興，帶領科研室15個搞計算機的年輕人，歷時數年，終于在1991年研制出了比西方同類產品性能更優越的程控交換機。

國內首臺萬門程控交換機叫HJD04-ISDN，后來“04機”就成為業界廣為流傳的叫法。04機的出現不僅填補了國產程控交換機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長了國人的志氣，有一段時間，04機被國家領導人稱作“中華民族的爭氣機”。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如此批示：“在國有企業紛紛與外資合營或被收買兼并后，04機送來了一股清風?！边B1995年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到了“我國在程控交換技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鄔江興因此被稱為“中國大容量程控交換機之父”。　04機的出現也給市場造成了不小的震動。中國市場的程控數字交換機價格直線下跌，每線從500美元、300美元、100美元直至30美元。交換機一線即一部電話，普通百姓的電話裝機費用一降再降，裝電話不是少數有錢人的特權了，電話普及在中國成為現實。

而04機的研制成功，也使國人完全突破了原本橫亙在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的技術鴻溝，當時國內已起步的幾家民族通信設備商也相繼推出了自己的交換機品牌。

1992年1月，中興通訊ZX500A農話端局交換機的實驗局順利開通;1993年，華為自主開發成功了第一代數字程控交換機C&C08A，并在1994年至1995年大規模投入生產。

90年代初期國內程控交換機市場供需不平衡的局面，終于在上世紀90年代末逐漸消除。與此同時，國產通信設備商也終于在市場競爭中昂起頭來。

曾經的光輝歲月

成立于1995年的巨龍信息建立在04機研發成功的基礎上。說白了是先有技術后有公司，而巨龍信息的成立也為04機的產業化創造了條件。

盡管04交換機已經研制成功，但是卻在進入市場時受阻。前有國外廠商搶占先機的堅硬城池，后有國人對國產貨缺乏信心的柔韌壁壘。04交換機只好選擇先走地區縣級中小城市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

當時正值中國電話用戶爆增之際，性能優越、價格合理的04機迅速挺進大中城市。最紅火的時候，十幾個安裝小組同時北上南下，最快的23個小時就安裝開通一個電話局……04機形成了產業，生產銷售累計3000萬線，產值超過100億元。

由04機技術持有方與另外8家04機生產企業共同出資，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1995年在北京注冊成立，科研出身的鄔江興擔任董事長兼總裁。當時正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初期，大批國有企業面臨改制諸多問題，其中不乏產品無銷路面臨倒閉者。

鄔江興的思路是靠技術整合國有企業。即以其所在研究中心為核心，科研成果向14個接產企業進行技術釋放，另有8家企業提供配套設備，初步構成一個產業群。研究中心和企業，結為“研發生產捆綁，經濟效益共存”的共同體，前者負責技術開發、指導和中試，后者負責中試和市場開拓推廣，并提供研發配套資金。

巨龍信息成立的4年后，其實力位居全國電子百強第29位。研究中心向企業釋放工程技術成果近40項，使分布于大連、珠海、上海、北京、鄭州的不少接產企業一躍成為利稅大戶，解決了上萬人就業，培訓了大批工程技術骨干，也縮短了科研樣機向批量產品轉化的周期。

這個經驗在“高性能程控數字交換機”項目中應用，中央有關領導稱之為“創造了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成功典范”。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的不斷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進一步釋放出來。巨龍信息盡管解決了技術轉化問題，但是日益開放的經濟帶來了更強勁的市場競爭壓力。

管理制度缺陷帶來的陣痛

1998年，“巨大中華”陣容已經成型。時任前信息產業部部長的吳基傳取了當時業界四家已成規模的通信設備制造商名字的第一個字，叫響了通信領域“巨大中華”的名號：巨龍、大唐、中興、華為。

同年，華為銷售額達到89億元，中興為40億元，巨龍則超過了30億元，剛成立的大唐也有9億元。而從利潤水平來看，銷售規模最小的大唐，其利潤也在億元之上。

民族的“巨大中華”替代早期的“七國八制”，構成了國內通信設備領域的市場格局。在巨龍成立的最初幾年，盡管中興和華為在研發隊伍方面并不具有巨龍那樣顯赫的軍方背景，但是他們在經營業績表現上卻令人矚目。而這或許跟90年代的經濟體制變革以及兩家公司的成長背景有較大關系。

中興和華為的總部都設在改革開放的“橋頭堡”——深圳。改革開放以及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這些早期成立的企業，經過兩輪制度“解放”后，收獲的不僅僅是經濟效益，更多的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初期逐漸積累的市場競爭經驗，以及由此帶來的企業管理組織模式的變革和提升。

在“攘除外來壓力”后，國內通信設備商不免就開始進入內部競爭階段。

而對于1998年的巨龍而言，其逐漸爬到了坡頂，坡度也漸漸平穩，然而接下來面對的甚至可能就是走下坡路。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程控交換機市場供需缺口已經不大，1999年，巨龍銷售增長率開始同比減少，增速放緩。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橫在巨龍面前。

而在產品尋求轉型的關口，巨龍即開始遭遇制度瓶頸困擾。中國普天集團副總裁徐名文在評價巨龍時表示：“在現代企業制度、法人治理結構等方面都有很多先天不足，比如因為股東太多，協商比較困難?！?

一位管理學教授認為，管理層和出資人權責不明，企業制定決策時，管理層定不了，各個股東的意見都要顧及，而等到意見統一后，市場戰機已經貽誤了。

比如巨龍公司在接入網的研發方面要領先其他企業至少一年以上時間，本應在這個領域大有作為，但是卻放棄了獲得新經濟增長點的大好機會。

同時，1999年，軍方不允許參與市場經營，部隊方面的技術團隊退出巨龍，巨龍的研發力量大受創傷，在市場和創新方面遭受腹背之痛。

那消失的巨龍身影

早在1996年，巨龍就實施了第一次資產重組。這次重組主要調整了內部股權比例，調整了經營層，不過產品市場的向好使得管理矛盾并沒有完全凸顯出來，諸如出資人、管理層分工并沒有很好約束。同時，作為技術方，其開始游離于企業經營之外，而無法與企業的制造和銷售形成一體化。

1999年，巨龍實施了第二次重組。中國普天集團以資產注入方式直接持有巨龍81%股權，直接間接持股達到將近90%，這讓作為技術方的小股東難以接受。作為交換條件，小股東提出股東會決議必須獲得90%以上的表決權支持，于是巨龍出現在其他企業看起來不可思議的小股東調控，并且“合法”存在兩年之久。

此次重組的一個主要成果是成立巨龍研究院，希望解決技術外置問題，真正形成研發、制造、銷售、服務一體化。但事實是，作為技術方的小股東信心進一步動搖，技術外置更趨明朗，研究院仍然游離在公司體系之外，后續研發問題無法解決。

同時，此次重組也沒有解決巨龍的持續融資問題，結果導致圍繞在公司身上的研發、管理、資金問題完全爆發。巨龍逐漸滑出了巨大中華第一陣營。

2000年，中國普天啟動對巨龍的再次重組，希望能引進外部戰略投資方來解決巨龍問題。

2001年10月24，普天代表巨龍公司全體股東與戰略投資者邦盛簽訂了《投資協議》。2001年10月31日，邦盛首期出資1億元到位。

隨后，巨龍改選了董事會，靈魂人物鄔江興只任名譽董事長職務，并退出經營層。2002年以后，鄔江興徹底退出巨龍，離開商界回到學界，擔任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院長職務。

2002年2月，重組工作小組出臺了巨龍重組的應急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后被大家稱“ABCD”方案。方案為巨龍的重新振作勾畫了一個從融資到管理的美好愿景，然而物是人非，即使在這樣的規劃下，巨龍再也沒有能回到通信業第一陣營，并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外。

巨龍留下的教訓

成立于1995年的巨龍，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走到了企業生命周期的盡頭。

鄔江興解決了技術向生產轉化的矛盾，但是最終是另一對矛盾斷送了企業發展，然而，退一步講，國企改革中，因為無法厘清出資人與管理者之間權責關系而造成的經營敗局，不在少數。巨龍不是第一個。

但是，巨龍與04機的傳奇注定會成為中國通信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技術成果和產業轉化客觀上大大提升了上世紀90年代電話裝機容量規模?！≈两?，電信產業專家闞凱力在說到04機的時候，話語中依然透露著興奮。“國外在交換機上的研發都是以幾十億元的投入計算的，中國只用了幾百萬的資金，就研發出高水平的交換機，外國人都震驚了!”

回顧歷史，當年38歲的鄔江興和他的團隊，用企業贊助的300萬元人民幣，在艱苦的環境中，研制出國產首臺高容量數字程控交換機。

在祭奠“巨龍”之殤的同時，國人恐怕很難抹去對04交換機時代及其研發者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