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在過去兩百余年獨占鰲頭的對外貿易已經不是世界經濟聯系的唯一組成部分，國際資本流動的發展勢頭也十分迅猛。《經濟學家》雜志在1999年的統計分析指出，在1980—1995年期間，國際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率大約為8%，快于世界貿易的增長率。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分析指出在1995—2006期間，世界貿易平均增長率大約為7.8%，各國對外投資平均增長率按流出額計算大約為12.5%，流入額計算大約為11.5%。中國經濟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三十余年一直實現著飛速發展。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資本存量不足，引進國外投資就成為經濟發展的快捷路徑，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戰略性的轉變。1978年，中國資金缺乏，外匯更是奇缺，中國的國家外匯儲備僅1.67億美元。而我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資金，尤其是外匯，因此，引進外資就成為當時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現在，我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流動性過剩現象，截至2010年6月的統計數據，外匯儲備高達2.45萬億美元。“引進來”和“走出去”需要更好地結合起來，內外兼修才能為經濟平衡健康發展保駕護航。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的變換，在新的一場以資本流動為標志的世界經濟錦標賽中，對外投資舉足輕重。

中國對外投資的歷程

中國的對外投資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于發達國家長達數百年的對外投資歷史而言，中國的對外投資史是很短暫的。但以中國經濟本身為參照物進行縱向比較，對外投資的發展可謂十分迅速。按照發展速度和規模而言，中國的對外投資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這個時期是對外投資發展的起步階段。自改革開放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計劃經濟的限制逐漸瓦解，中國的對外投資開始起步，并形成了符合中國經濟實際和現代經濟規律的對外投資雛形。但由于本階段中國的資本和外匯還非常稀缺，資本在本階段中國的經濟發展中還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此時對外投資多是政府為了拓展經濟貿易活動而建立的國有企業海外分支機構和代表處。其中的主體投資企業為中國銀行、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及中國冶金建設總公司等大型國有金融企業和對外工程公司。這些企業投資海外分支機構多是由于改革開放后增長的業務量客觀需求，但是由于此時整體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并不十分緊密，這些業務量的總量是非常小的，換言之，對外投資的規模也是非常小的，這個時期的對外投資與之后特別是近十年的對外投資從規模上看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外貿體制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在這個階段，海外投資雖然組織形式仍以國有企業海外分支機構和代表處為主，除了上個階段活躍的中央企業以外，各省市下屬的外貿公司也進行了業務的分散化改革和全球化經營。各大國有性質的外貿公司如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等成為本階段對外投資的活躍企業。而本階段由于國內市場經濟秩序沒有完全建立，企業自身經濟效率、經營方式等方面有著諸多不足，對外投資的表現并不突出。

第三階段：1991年至2003年。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起進行了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這兩個改革的啟動宣告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步入關鍵階段。此時對外投資的主體企業已經不再是對外工程公司和外貿公司，逐步轉移到大型工商企業上，而其組織形式也多為海外采購渠道和銷售網絡。本階段對外投資的數量和質量雖較上階段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在投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總量上仍然不能占到經濟的主流，因此可以理解為中國對外投資的過渡時期。其主要原因是當時的對外投資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1991年國家計委向國務院遞交了《關于加強海外投資項目管理意見》，指出“中國尚不具備大規模到海外投資的條件”，企業的海外投資應該“側重于利用國外的技術、資源和優勢以補充國內的不足”。并在2004年新的指導意見出臺前，成為對中國境外投資影響最大的政策法規。本階段中國對外投資的代表企業有：首都鋼鐵公司、東風汽車集團、上海廣電股份等。

第四階段：2004年至今。本階段為對外投資發展的黃金階段。隨著2004年《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的頒布及此后一系列法規和措施的出臺，新的國際投資體系宣告誕生。這些法律法規為我國的國際投資構筑了一個正規的平臺，促進了我國國際投資結構的完善，并且加速了其發展。而自改革開放開始的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我國的資本存量不斷增加，這就意味著資本已經不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稀缺要素，再加上1994年之后逐年增加的貿易順差，都為對外投資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2007年以后，以中國投資責任有限公司的成立為標志，中國的對外投資可以說上了一個新臺階。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559.1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11%。其中非金融類418.6億美元，同比增長68.5%，占74.9%，金融類140.5億美元，同比增長741%，占25.1%。中國8500多家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74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2000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1839.7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2008年底，中國的12000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74個國家和地區，投資覆蓋率為71.9%。截至2009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2200億美元。

隨著各層次多渠道的對外投資模式的建立，中國不再僅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接收國，更逐漸發展成為純資本輸出國，中國企業在國際化及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將隨著經濟增長不斷加快，中國在世界各地積極投資及并購產業的主要目的包括需要新的消費市場、掌握能源及原材料、獲取先進技術及向全球延伸行銷渠道等。在本階段，并購、投資入股等現代企業發展形式也應用到了對外投資當中并成為主要方式，而對外投資的主體也有清一色的“國字臉”轉變成為了“百家姓”，各種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增長更是耀眼，如四川騰中重工機械收購通用汽車的悍馬品牌、吉利收購沃爾沃、浙江溫州幾家民營企業欲聯手收購法國皮爾卡丹商標權等，都成為國際國內社會關注的焦點。

近期中國對外投資緣何飛速發展？

三十年前，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如何吸引國外投資，改善中國資本存量稀少的局面一直是政策決定者的重心所在。近年間特別是2004年以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正吸引著世界各國的目光。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無論從總量上還是從范圍上都已具有一定規模，并且開始逐漸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現有格局，甚至影響到國際關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這種“逆轉”局面的出現？

1．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革命為中心的高新技術迅猛發展，不僅沖破了國界，而且縮小了個國家各地區的距離，世界經濟越來越向一個整體發展。國際分工的不斷細化，使得在全世界范圍內生產、研發、銷售的完全分離成為可能。跨國公司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生產的國際化乃至資本的國際化讓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合適的生產和銷售地點，這樣的情況下，國際范圍內的投資必然逐漸增多。我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積極參與到國際分工中，隨著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我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越發的重要，我國對外投資的快速發展也就理所當然。

2．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資本積累的速度很快。我國一直都是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在我國可以說是非常豐富，相比之下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及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資本不足一直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因此在改革的最初十余年，如何吸引和利用外資就成為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一直到了前幾年，這樣的政策導向才被“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取代。近三十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一個非常高的增長速度，再加上一直很高的儲蓄率，資本已經不是像之前那樣稀缺，資本積累的完成就對資本的利用效率有了較高的要求。在這樣的情況下，產業升級轉移，將產業布局和資金在國際間進行更合理的配置，對外投資的發展速度自然會增快。

3．近十五年累積的貿易順差。中國很低的勞動力成本使得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在近二十年飛速發展，特別是近十五年來，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工廠”，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見產自中國的工業制成品。一直到兩年前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出口一直是拉動GDP增長最有力的馬車。三十年前，國內市場經濟秩序的不完全導致企業效率低下，而外匯又極度稀缺，本來就不多的外匯用于對外投資是幾乎不可能的。而近幾年，我國的外匯儲備逐年迅速增加，這就給對外投資提供了資金來源。

4．企業改革對企業利潤動機的強化。在計劃經濟時期，各計劃經濟國家的企業主要是公有制企業，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不高，在國內的投資都是根據計劃分配，更不會參與對外投資。而轉軌開始后，從宏觀層面上看，企業改革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對現有公有制企業的改革，一是新的所有制形式的出現、發展和壯大。此時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決策都更靠近市場，特別是后者，根據自身的成本和收益來確定發展戰略。隨著市場經濟秩序的完全建立，企業的利潤導向性逐漸加強，企業在自主追求發展戰略是就會根據自身的優勢和劣勢權衡取舍重點發展，在這樣的條件下，對外投資的發展也就不足為奇。2004年以來，隨著一系列支持對外投資的法規出臺，國際投資的機遇增多，企業根據市場形成的全球戰略讓對外投資成為成本-收益衡量下的必然選擇。

5．保障我國的資源安全。我國資源相對匱乏，在能源安全、原材料安全領域面臨巨大的挑戰，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能源需求和原材料需求會相應增加。目前，在能源消耗方面我國已經跟美國差不多。資源的相對匱乏在經濟的飛速發展中顯得異常突出，因此自然資源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就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08年中國對外投資的產業比重的數據來看，商業服務業占29.7%，金融業占19.9%，批發零售業占16.2%，采礦業占12.4%，制造業占5.3%，交通運輸和倉儲業7.9%，建筑業、信息傳輸業的比重比較低。采礦業是我國對外投資的第四大投資項目。目前，中石油、中石化、中石油等公司均在海外布局油氣項目，涉及上游勘探開發、中游煉化和下游成品油經營領域，同時還涉及深海油氣的勘探開發和油氣服務合同等。三家公司近年來都加強對外投資，對外投資的速度明顯加快。中石化在2009年的addaxs項目總交易額就高達72億美元。這些大的資源相關項目的投資總量一般都非常大，近幾年我國的能源儲備顯示出的一些問題更是讓能源相關企業感覺到海外投資的重要性，對外投資總量因而逐年上升。

6．我國的產能過剩。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一直處于供給不足的短缺經濟，雖然有著很高的儲蓄率，但是生產能力還是不足。而在改革開放之后，由于我國的傳統習俗和計劃經濟的后續性影響等等，高的儲蓄率依然存在，相應的，投資依然是拉動我國經濟的重要方式。很多產業經過這三十年的不斷投資發展逐漸到了飽和的狀態，產能過剩問題已經出現。此時轉移國內產能，積極發展對外投資，避免在國內重復投資所帶來的效率低下，就成為產業升級的必經之路。

7．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糾紛。近年來，許多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的相關產業，設置了許多貿易壁壘。尤其是針對我國，有許多反傾銷和反補貼的條例。通過對第三國的投資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這些針對我國的貿易壁壘，比如說，對同樣擁有廉價勞動力資源的第三國進行投資，這樣生產出來的產品就可以規避針對我國的部分貿易保護條例。而對外投資，在東道國設立分支機構或原材料采購機構，能夠促進東道國的就業和經濟發展，而這些機構也能夠幫助我國企業在對外的交流中，獲得政策性的支持，規避貿易壁壘。同時，海外分支機構是立足于當地的文化而建立的，為加強我國企業對東道國文化習俗法律等的了解，減少貿易糾紛，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的對外投資能夠加強兩國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動，促進雙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這樣雙贏的結果自然使得對外投資得到良好的發展。

中國現階段對外投資的機遇與挑戰

中國現階段的對外投資可謂是蓬勃發展，但是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對外投資也和中國經濟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面臨著許多的機遇與挑戰。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的人民幣升值之爭、來自世界投資資本的競爭壓力再加上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險，都為中國的對外投資提供了一個又一個發展的機會，同時也設置了一個又一個的障礙。

1．金融危機。起源于2007年末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世界虛擬經濟造成了很大成的動蕩，同時全球許多國家都陷入了實體經濟的困難之中，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要靠出臺一攬子刺激經濟的計劃才能渡過難關。對我國而言，由于我國的金融體系并未完全國際化，受本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較歐美等國要輕，經濟也首先恢復。在這樣的情況下，金融危機對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就是一個難得的機遇。

首先，金融危機給我國企業與國外優質資產的并購帶來難得的機遇。國際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導致發達國家一些原本成熟的跨國公司陷入困境，盈利下降甚至虧損破產再加上融資困難使得許多著名跨國公司不得不改變戰略，收縮投資尤其是海外投資，甚至出售部分資產報表陷入困境的資產-這些資產中，包括大量知名品牌和已擁有成熟技術和銷售網絡的企業-這不僅客觀上為我國企業擴大對外投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而且為我國企業通過收購并購方式獲取先進技術和以品牌和商譽為代表的無形資產等優質資產帶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其次，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全球性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價格震蕩，為我國在這方面投資的收益性有了進一步的保障。金融危機后，國際市場需求減弱，能源資源價格大幅回落，大型跨國公司被迫收縮投資，此時我國涉及到海外能源資源合作開發的投資就會比之前更為富有戰略意義。在這個時機下，有組織、有計劃地擴大海外能源資源互利合作開發，在石油勘探開發、天然氣管道建設、鐵礦石和鋁土礦開發等領域通過股權收購、共同開發、合作建設等方式進行海外投資，不僅在長期有著良好的經濟效益，消化了我國現在相對過剩的資本，還為建立長期穩定的海外能源資源供應基地和供應渠道奠定了堅實基礎，有效地增強了我國能源資源供應安全。

最后，我國金融業的對外投資一直在總量上和效益上落后于制造業，這次金融危機是我國金融業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契機。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在主要發達國家的傳導機制都與我國不盡相同，其他國家都是由于與世界金融市場聯系緊密，因而第一時間受到了次貸危機的沖擊，危機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擴散，而我國正相反，由于與世界金融市場存在著一定的準入障礙，本次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對我國的虛擬經濟并沒有直接的影響，我國的金融機構所遭受的損失相對有限。與此同時，本次金融危機重創發達國家金融體系，大批金融機構資產損失巨大、經營陷入困境，業務量明顯萎縮，這都為我國的金融機構發展對外投資，開展跨國經營帶來新的機遇。我國的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正處于快速發展期，從資本總量等指標而言在國際上具有相當的規模和競爭力，而金融危機可以說為而亟待拓展的國際業務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增設經營網點、業務合作乃至于資產整合等對外投資方式為我國金融企業加快實現國際化進程都將起著重要的作用。當然，機遇總是伴隨著挑戰，金融危機過后世界投資環境更加不穩定，我國對外投資的風險大幅升高，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投資的失敗乃至企業戰略的完全落空。在這樣的情況下，更需要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的科學管理、理性決策，對我國企業的綜合素質要求也就更高了。

2．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之后，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就一直處于持續升值的狀態從。從當時的1美元兌換8.27元人民幣，到現在兌換6.77元，人民幣升值達22%，這樣一個升值幅度相當于等值的資產用于海外投資相對于之前的收益率提高了接近20%。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對外投資的預期收益就相對提高。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也意味著之前的外匯儲備也就是企業的外幣資產相應縮水，由于外匯管理等機制的存在，我國的對外投資基本上與這部分存量有著密切的關系，繼續持有這部分資產的收益能否抵消由于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損失，會是影響企業投資者的一個關鍵變量。另外，由于國際普遍認為我國的幣值被低估，對外投資所帶來的利潤收益很可能不會高于企業進行國內投資所帶來的利潤再加上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附加收益。因此在人民幣升值不可避免的這個大環境下，如何揚長避短，把握機遇迎接挑戰，將成為各個投資人不能回避的重要課題。

3．世界投資資本的競爭壓力。中國的對外投資與世界經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其必將受到世界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也就是說中國的對外投資活動會受到國際投資環境的制約。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的跨國流動日趨活躍，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進入90年代以后，國際資本流動更是以一種異常迅猛的態勢得到長足進展，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再加上各國逐步放松對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管制，同時在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證券化、自由化和金融創新的多重作用下，國際金融和國際金融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驚人，表現出明顯的擴大趨勢。對中國來說，由于之間三十年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對外貿易積累的順差，對外可投資的資本總量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就這個領域的研究以及操作水平而言，是遠遠落后于成熟金融市場國家的。也就是說，我們空有多年積累下的外匯資本優勢而沒有運作的技巧。長此以往，這些資本優勢可能不能像我們希望的那樣能轉換成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之一，反而會吸引大量的國際游資進入中國市場進行投機活動，對我國的金融和經濟秩序造成一定影響。

4．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之前三十年，我國由于存在的“人口紅利”，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生產，因此很多出口貿易品的價格也較東道國的產品要低很多，出口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迅速的重要因素。近幾年，國際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也導致貿易投資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特別是針對我國的各種形式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措施層出不窮，加大了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和特殊保障等方面的保護主義措施力度。這樣的情況對于對外投資而言，也是有著雙重的影響。一方面，貿易保護的起因是東道國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和產業保護政策等等，那么我國進行對外投資的時候很可能也會因為“中國威脅論”而受到阻撓。東道國可能會出于同樣的原因，對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和收購兼并活動設置更多的障礙和采取更多的限制性措施，這些狹隘的投資保護政策對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形成了很大的阻礙。例如，美國對我國中海油公司并購優尼科公司、海爾收購美泰克公司的阻撓,對聯想收購IBM 個人電腦業務設置種種限制等等，這樣的情況不僅僅出現在發達國家，印度也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了我國多起在印度基礎產業的投資。當然，貿易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增加本國的就業和產出，從這個角度而言，吸引國外投資可以促進本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相關產業的就業，對東道國是很大的幫助和促進作用的。因此，從這個方面而言，對外投資是突破貿易保護壁壘，在貿易保護這個不利條件下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方式。

中國對外投資面臨的風險及防范

對外投資企業的投資決策和經營活動相對于國內投資而言，是處于一種更為不確定的環境中進行的。國際市場云詭波譎，我國的對外投資相比于發達國家而言還很不成熟，因此存在著許多的風險。由于國際經營環境的復雜性，企業對外投資所遭遇到的風險是多方面的，根據表現形式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類型劃分為政治風險、匯率風險、經營管理風險和文化法律風險。

1.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是各種政治力量使一個國家的經營環境發生超常變化的可能性，它作為非市場性的不確定性。直接影響企業的戰略目標及其實施。對外投資中的政治風險需要從兩個角度考察，一方面是指由于東道國國家政治能力的虛弱而導致政治體系或政府的不穩定所造成的并購風險；另一方面一般是東道國出于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借助于自身的經濟實力或法律約束來限制正當的商業并購活動，而給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活動帶來風險。在對外投資過程中，東道國政治與社會因素的變動均有可能使跨國并購遭受預料不到的損失。如政府的更迭，黨派和社會集團的紛爭，政府有關土地、稅收、貨幣匯兌及出境等政策的變化，民族文化習俗、道德風尚與價值觀念的差異，法律方面對于外資進出入的某些歧視性規定，以及社會出現內亂、戰爭等現象，均會構成對外投資的政治風險。當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東道國很多是發展中國家，其中，有些國家的國內政局不穩，社會矛盾較尖銳，加之文化、宗教、民族、部落等沖突，以及經濟利益紛爭，蘊含一定的政治風險。例如2007年，我國境外企業和人員在外遭遇了10余起安全事件，造成人員和財產的重大損失。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來化解對外投資中的政治性風險，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運作中除應高度重視與各國政府部門以及同業間的溝通、對話，在處理好國與國之間政治關系的基礎上，加強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動，促進雙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并推動完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投資保護主義，構筑和諧共贏的對外經貿關系。

2.匯率風險。匯率風險是指在不同幣別貨幣的相互兌換或折算中，因匯率在一定時間內發生未預料到的變動，致使有關的金融主體的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或實際成本與預期成本發生背離。長期以來，我國的外匯儲備都以美元為媒介，如今，我國已經擁有接近2.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因此美元價格的波動就會影響到進行對外投資特別是對美元使用國的對外投資的成本問題。匯率風險除了體現在對外匯儲備存量價值的影響之外，對投資的回報率甚至投資的成敗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如果對外投資東道國的貨幣相對于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就相當于投資企業的資產大幅度縮水，這樣的情況出現在資源型企業的投資中負面效用還不是很明顯，如果出現在輕工業等產業中，對企業將是致命的打擊。要防范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就要求投資公司對外匯金融市場有著較為良好的掌握，通過買賣外匯相關期貨期權、進行匯率保險等方式減小乃至規避匯率風險。

3.經營管理風險。企業對外投資的經營管理風險是指由于經營環境、企業經營戰略、經營決策等的變化導致投資經濟損益的變化。企業的對外投資都是從整個企業發展的角度出發，比如有些企業在產品質量上有著較大的優勢，只是由于企業的歷史等原因并沒有很大的國際知名度，無法打開市場；還比如有些企業有完整的制造加工體系，但是無法獲得該產業的核心技術等等。此時的對外投資是解決企業長遠發展問題的較好方式，但是我國的公司現在缺乏很成熟的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體系，在考慮投資決策時可能出現對公司本身情況判斷不準確，對被投資企業的資產負債情況了解不足，以及在談判能力的缺乏等帶來的失誤等等，都是經營管理風險的表現形式。要規避這樣的風險，一方面是企業必須繼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科學決策管理，另外一方面則是要培養和引進立足于中國國情的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

4.文化風險。文化風險主要源于國別文化差異及企業文化差異。與東道國的語言、風俗習慣、價值觀與態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異給企業對外投資帶來影響的不確定性是非常大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在價值觀等方面容易形成較大差異。來自不同社會文化中的兩個企業間的并購極易引起經營中的困難。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因素，有深遠的影響，所以并購后整合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融合的程度。每個企業都有一定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體現在分配制度、激勵制度、對內部與外部變化的反應機制、資源配置、管理理念、技術特性等因素。而企業文化一旦形成，就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慣性，即我們熟悉的文化剛性，對外來的文化沖擊會很自然地做出抵觸的反應。被并購企業的文化剛性越大，并購的風險越大。據統計，在全球范圍內，資產重組的成功率只有43%左右，在那些失敗的重組案例中，80%以上直接或間接起因于新企業文化整合的失敗。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應以尊重東道國的文化習俗為出發點，在考慮公司的整體利益的原則下努力化解這些文化差異帶來的風險。

5.法律風險。法律是國家維護秩序的重要工具，在每個國家，由于歷史、文化和政治等種種原因，法律也不盡相同。對外投資的企業，在熟知本國相關法律之外，還應該了解目標企業國的相關法律制度，尤其對一些失業率高、勞工問題突出的國家和地區，更要認真考察東道國的勞工、工會和福利狀況，對投資可能帶來的雇工風險給予足夠考慮，避免帶來新的勞資糾紛，以便降低法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