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開春，天津。29歲的盛宣懷步履輕快地走進李鴻章的府邸，他一路上與侍衛、婢女親熱地打著招呼，眼見是一個熟客了。李時任直隸總督，同時還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是最重要的朝廷重臣。在李公幕府的上百名門客中，盛宣懷只有秀才身份，功名顯然是差了很多，不過，在李鴻章看來，這位江蘇常州才子的能干卻是第一等的。對于李氏發動的洋務運動，他尤為熱心，他嘗呈信發誓，“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傳策之后，吾愿足矣。”后來，盛宣懷幾乎參與了晚清所有重要的現代公司的創立，被視為一代“商父”。

這回來見李中堂，盛宣懷帶來了一份自擬的《輪船招商局章程》，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章程，便是在這份章程中，他提出了官督商辦的公司理念。這一理念頑固延綿，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140年后的中國商業生態。

在此之前，洋務派所辦企業均為軍工，李鴻章見長江航運異常繁榮，且所行輪船多為英日公司，便有心要辦一家中國企業與之爭利，就這樣，輪船招商局也成了洋務運動中第一家從事民用業務的現代公司。在盛宣懷的倡議下，李鴻章決定要靠民間資金來辦一家輪船公司，他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論述說，“華商集資組建輪船公司，由一官派經理指導之，并授予漕運專利以保公司利潤……官督商辦，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盛宣懷在《章程》中頗有遠見地寫到，“中國官商久不聯絡，在官莫顧商情，在商莫籌國計。夫籌國計必先顧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復振。”他更是具體地擬訂了6條，包括“委任宜專、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輪船宜先后分領、租價宜酬定、海運宜分與裝運”，為了增強公司的競爭能力，盛宣懷提議，朝廷應“準每年分撥江浙漕米40萬石交招商局”，也就是說，讓新公司有一塊保本吃飯的壟斷利潤。

一段有意味的插曲是，在朝廷批準所奏之后，李鴻章把籌建重擔交給了另外一個心腹——浙江海運委員朱其昂，盛宣懷只是一個會辦。朱從國庫中領出20萬兩銀子，只做官家壟斷的漕運業務，而不去拉客貨生意，因此在市場上毫無競爭力，半年下來，業務就停滯了。李鴻章當即換人，任命曾當過上海怡和洋行買辦的唐廷樞為總辦，當過寶順洋行買辦的徐潤為會辦，并重啟盛宣懷所議，大開門庭，廣招商股。買辦是晚清第一批為外國人服務、因而具備了現代商業精神的企業家，其出手當然與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兩人很快招到50萬兩的民間資本，并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兩為一股，給票一張，認票不認人”，“以收銀日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結，總賬公閱，三年一大結，盈余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資金，成了股東。在此之前，中國商人做生意從來只能仰官府之鼻息，哪里有平等對坐的資格，更不要說“總賬公閱”了，輪船招商局則別開洞天，已經有很規范的公司產權制度了。

輪船招商局成立后，當即在長江航運中與洋商大打出手。當時，勢力最大的輪船公司是美國旗昌洋行、英國太古洋行，他們聯手訂立了“齊價合同”，壟斷航運業務。招商局在李鴻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運業務保證了公司的基本運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貸款，再加上唐廷樞等人的精明管理，讓兩大洋行感到巨大壓力，在招商局成立的3年里，原本賺得手軟的洋行竟變得無利可圖，太古洋行的面值一百兩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兩，到年底已是無錢向股東發放股息，而實力最強的旗昌洋行的一百兩面值股票也跌到70兩，在競爭壓迫下，其股東會最終決定把公司轉賣給輪船招商局，開價為220萬兩白銀。

當時的招商局只有11艘輪船，全部資本額75萬兩，買下旗昌無異于 “小魚吃大魚”。唐、徐沒有辦法募得這筆巨款，便與久在官場廝混的盛宣懷商議，盛大為贊許，并挺身愿意出面籌款。可是，當時朝廷實在是國庫羞澀，他找到李鴻章，李表示“費巨難籌”，再去找兩江總督沈葆楨，沈也“無款拒之”，盛奔走京滬之間，再三曉以利害，李鴻章最后同意從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撥銀50萬兩，沈葆楨則從他的藩庫中出50萬兩，這樣勉強籌齊了100萬兩。盛宣懷再與旗昌談判，軟硬兼施，讓后者同意先支付120萬兩，余款分5年還清。就這樣，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為中國水域內最大的輪運企業，徐潤日后在《自敘年譜》中承認，“商局根基從此鞏固，皆盛杏翁（盛宣懷字杏蓀，尊稱杏翁）之力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還清所有欠款，還有盈余過百萬兩，成當時清政府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業，它的輪船還試航英國倫敦及北美的檀香山、舊金山，很是張揚了一番威風。李鴻章對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復劉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

企業辦得好，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變得活絡起來，官督商辦的體制矛盾從一開始就無可避免。唐、徐兩人出身買辦，他們認為“官款取官利，不負盈虧責任，實屬存款性質”，所以，他們聯名稟報李鴻章，稱將官款“依期分還，幣息陸續繳官，嗣后商務由商任之，盈虧商認，與官無涉，請免派員”。唐、徐此議等于要把招商局民營化，這當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他認為他們甚至是腦后生出反骨了。

這時候，輪到盛宣懷出手了，他久窺寶座，自然不會放過這種離間時刻。他密信呈報李鴻章，詆毀唐、徐辦事無能，“細審任事諸人，并不加意勤勉，反覺遇事疏忽”，他特別告狀具體主事的徐潤，說“局內視為無足輕重之人”。具體而言，他認為唐、徐治局有兩大罪狀，一是任用洋人管事，不合大清體統，所以“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后悔”，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是親戚，“始而濫芋，繼而舞弊。”他所陳述之事，都是當時買辦人物及民間公司的常見之事，不過從國營體制而言，就成了不可饒恕之罪。他還聯合朱其昂的胞弟、當時也在招商局任職的朱粹甫，處處為難唐、徐兩人，朱是官派人員，掌管關防印章，他每每不到局里辦公，或手握印章“屢請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到1884年，盛宣懷的機會終于降臨。這一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徐潤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財務之便，私自挪用16萬兩巨款炒作房地產，這時丑聞東窗事發。李鴻章委派盛宣懷查處這一事件，盛宣懷奏報朝廷，說徐潤“假公濟私，馴至虧欠局款，實屬瞻玩”，所以革職處分，并令其照數抵賠。徐潤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僅領薪水2.5萬兩，局中存有各項余款70萬兩，作為出資股東，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兩成分紅，可不可以用這筆分紅抵銷所欠局款。盛宣懷斷然拒絕，徐潤“凈身出局”，他職權被奪，股權盡失，不得不變賣所有的地產，以至“家業蕩然，生機盡矣”。徐潤成為第一個因體制沖突而“犧牲”的經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后面將悲者如云，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見盡頭。

徐潤被拔除后，第二年春夏間，唐廷樞也被調離招商局。盛宣懷終于當上了夢寐以求的督辦之職。上任之后，他當即宣布朝廷“派大員一人認真督辦，用人理財悉聽調度。”唐徐時期，官派人員很少插手具體的經營事務，而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辦、總辦雙職，終于弄得官商不分。他還暗用政府權勢，逼迫其他的私人股東一一撤股，使股權結構全面變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辦的企業。在今后的數十年間，這個“中國首家現代企業”還將幾次經歷產權爭奪的大戲，可謂產權演變的“縮影”。

盛宣懷的這些行徑，既跟唐、徐的民營治理觀念全然不同，也跟當初李鴻章“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的思路有大大的出入。盛氏風格日后被一路傳承，禍害百年，在官督商辦企業中，官股與商股完全沒有平等的權利與地位。一個叫吳佐清的商人就曾經頗有牢騷地描述過這種所有制上的產權歧視：“若云官辦，則實招商股，若云商辦，則有總辦、幫辦、提調名目。商民雖經入股，不啻途人，即歲終分紅，亦無非仰人鼻息，而局費之當裁與否，司事之當用與否，皆不得過問。雖年終議事，亦仿泰西之例，而商股與總辦分隔云泥。”

對盛宣懷生平有深入研究的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費維愷教授在《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和官督商辦企業》一書中評論說，對經濟變革的不充足的動力或愿望，是官督商辦公司無法成功的主要制約因素，從盛宣懷的行跡可見，那些領導晚清中國工業化的人們相對缺乏企業家的精神。

盡管盛宣懷在生前已有“商父”之稱，但他至死沒有把自己當成是一個企業家，如費維愷所判斷的，他“本身首先想要做一個官僚”。1916年，在臨終之前，他對子孫們說，此生有三個遺憾，一是沒有考上進士，二是沒有當過縣官，三是沒有出過國。此三條，頂多最后一條與商業稍稍搭上一點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