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統一的關系
　　

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必要厘清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系，以便在工作中把握重點，明確目標和方向。一般來說，經濟增長持續一定時期，原有的經濟結構必然出現新的矛盾，需要進行調整。這就是說，經濟的持續增長必然要求伴之以經濟結構的適時調整，而經濟結構調整又是經濟穩定增長和科學發展得以實現的保證。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歸根到底是為了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和健康發展。但從短期來看，二者之間是有一定矛盾的。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一般會暫時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比如，進行結構調整要求控制投資規模、調整投資結構、淘汰落后產能、抑制資產泡沫等，這會在短期內降低經濟增長速度。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會壓縮經濟結構調整的空間，使之難以順利進行。這是因為，我國現有經濟結構與經濟發展方式下的高速增長仍然是投資驅動和出口拉動的。在消費需求不能跨越式提升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越快，意味著投資需求越大、出口越多，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自主性也就越低；而且出口商品的結構短期內很難改變，仍然是低端產品出口的擴張，這必然帶動低端產能的投資擴大，使得產業結構仍然在低水平重復。
　　

當前，我國的居民消費正在提升。但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短期內難有根本性改觀，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也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緩慢、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消費需求不可能出現“井噴”。在現有條件下，居民消費需求難以支撐經濟過高增長。針對這種情況，必須深刻認識經濟增長速度目標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目標之間的關系，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并在特定時期使經濟增長速度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節奏與步伐。
　　

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十分豐富，既包括經濟增長方式，也包括與之相協調的社會進步；既表現為數量和速度，更表現為質量和效益；既要以經濟總量來衡量，也要以結構優化、區域協調、城鄉同步、生態平衡、環境改善、教育發展、收入提高、分配公平、社會穩定等指標來衡量。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衡量經濟狀況的指標，但它的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能完全劃等號。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生產力的發展要全方位地衡量，既有數量的要求，更有質量、結構、效益的要求。需要強調的是，生產力首先是勞動的生產力。勞動者收入和素質的提高、勞動條件的改善、勞動成果的增加、勞動效率的提升，才是生產力發展的本質表現。
　　

二、處理好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統一的關系
　　

當前，我國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重視人的發展，把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統一起來，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需從兩個方面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經濟發展的主導性推動力量。勞動者及其家屬文化水平的提高，勞動者科技知識和精神面貌等整體素質的提高，有利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另一方面，如馬克思所說，社會主義社會要“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資本論》第1卷第683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這些年來，中央高度強調人的全面發展，并提出，“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而每個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要以教育公平、分配公平為條件，以人們體面勞動、體面生活為基礎。社會主義發展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社會主義的勞動者應享受到與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的物質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鄧小平同志所講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把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統一起來，也是把生產力標準與價值標準統一起來。他先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是講生產力標準，講經濟發展；又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這是講價值標準，實際上講了人的解放與發展問題。
　　

重視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關心人民的疾苦，致力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與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和建設中一貫奉行的根本宗旨。但是，在某種特定情況下，也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偏離，因而需要我們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自覺地堅持與奉行這一宗旨。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總體上說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初步實現了小康水平。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在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了一些與人的全面發展相悖的消極現象。這些現象的存在既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經濟發展中重資本而輕勞動、重GDP的增長而輕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所造成的消極后果已日益凸顯，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的現象。我國的基尼系數達0.46左右，高于不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擁有幾十億幾百億資產的富豪數量在不斷增加；另一方面，按照新的扶貧標準，中國仍有4007萬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使在城市也有靠低保收入生活的2345萬貧困人口。高收入者，一年收入數百萬元，甚至達到數千萬元，而低收入者一年只有一兩萬元，有的月收入只有數百元。我國社會已出現了人數龐大的困難群體，他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資料，中國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費份額的50%。目前，黨和政府正在重視和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但因積累的問題較深、較多，解決起來需要一個過程。
　　

正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等問題的存在，目前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外貿來拉動，國內消費需求貢獻率低。近些年來，我國強調擴大國內消費需求，雖有成效，但收效緩慢，因為在分配格局和稅收制度等還未相應調整和變革的情況下，國內消費需求不會猛然擴大。中國出現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與收入分配向資本傾斜、資本利潤侵蝕勞動報酬直接相關。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這也是勞動報酬偏低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政府的財政收入較高，可以更好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惠民生工程，最終有利于人民。1992年到2007年，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比例由30.8%下降到23.7%。有些企業的工資水平低于勞動力的價值，而且有意拖欠，職工權益得不到保障。根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資料，2009年前的5年里，近1/4的勞動者的工資沒有增加。資本利潤侵蝕勞動報酬的現象在私營單位表現得更明顯。根據有關資料，私營單位從業人員2009年的年平均工資為17071元，比當年初公布的全國城鎮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低四成。而同年國有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31005元，比私營單位高出將近一倍。
　　

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會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有資料表明，2009年涉及農民工爭議的勞資爭議案達60萬件。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要實現科學發展。科學發展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把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統一起來的。它首先強調的是以人為本。發展是為了人民，發展與改革的成果要惠及廣大人民。目前，黨中央已在著手解決上述分配關系中的問題，更加重視維護勞動者的權益，強調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因此，倡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定要重視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實現社會主義本質所要求的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問題。
　　

三、處理好經濟發展中利用外資與經濟安全相統一的關系
　　

重視我國的經濟安全，要處理好發展內資與外資，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的關系，將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統一起來。
　　

我國在改革開放中引進外資，全方位擴大開放，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如果一分為二地總結經驗教訓，也應看到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外國資本家來中國投資辦企業，其目的是為了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獲取高于在本國取得的利潤。有關資料表明，從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中，外資從中國匯出的利潤達2506億美元，約42%的外資公司在華利潤率超過其全球的平均利潤率。引進外資符合鄧小平所講的三條“有利于”的標準，讓他們賺取高額利潤也是合法的，無可非議的。但外國資本在中國發展中，不斷兼并中國品牌企業，形成壟斷地位，就需要警惕。
　　

2006年3月，國家統計局負責人援引新華社的報道說：跨國公司大舉并購我國發展潛力較大的優秀企業，“來勢很猛”。國際啤酒巨頭已把中國啤酒企業和市場瓜分得差不多了。可口可樂通過品牌戰略，已使其飲料、濃縮液在我國市場占有很大份額。我國大型超市的80%已被跨國公司納入囊中。跨國公司開始大舉進軍我國大型制造業，并購重點直奔我國工程機械、電器業等領域的骨干企業、龍頭企業。
　　

如果并購只是雙方互利的市場行為，我們不應簡單反對。問題在于有些外資公司并購我國品牌企業，是懷有壟斷中國生產與市場的目的。可口可樂力圖高價收購匯源果汁，最終被封殺一案，可以說明問題。可口可樂已占中國市場的很大份額，匯源果汁是其競爭對手。2009年3月，匯源果汁發布公告，可口可樂將以每股報價12.21港元，合計179.2億港元收購匯源，幾乎相當于匯源3倍的企業總資產。對匯源來講是可以大賺一把的，當然愿意被收購。但從國家利益和民族工業發展的角度看，可口可樂收購匯源后會形成壟斷。商務部經反壟斷審查，根據《反壟斷法》否決了這一并購案。有關資料表明，在已開放的產業當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都是外資企業；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有21個被外資控制多數資產。根據工商總局提供的數據，我國輪胎行業的80%是外資，汽車零部件行業75%是外資，整車品牌的80%和銷量的90%是外資或合資。平板電視行業的60-70%、計算機操作系統的95%是外資，英特爾的CPU占據了85%的市場份額，思科占據了企業無線網絡60%的市場份額，高檔膠印機的70-80%、工程機械的一半是外資。中國進出口貿易中的55%是外資，其中高科技出口的87%是外資。按照麥肯錫咨詢公司的研究報告預計，在未來三五年中，中國零售市場的70-80%將為外資所席卷。
　　

如果在理論認識和實踐中重外資、輕內資，重引進、輕自創，就會忽視大量民族資本被外資吞并可能帶來的不安全后果。前些年有人提出不要再區分民族工業和外資工業；近年來又有人主張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就是中國企業，并強調外資并購國內企業，沒有真正危及國家經濟安全。這種認識值得討論。外國資本與本國資本、外資企業與民族企業的界線不應有意模糊。如果在認識上將其混同的話，那么讓外國資本收購和兼并一切國內企業，也就理所當然了。有些學者根據某些國內企業被外資兼并后沒有即刻危及國家經濟安全，也沒有立刻形成壟斷，就斷言將來也不會如此。這是非常錯誤的，我們要從發展的戰略眼光審視問題。如果一系列重要行業被外資所控制，到某個時候，在某種境遇下，就會出現危及我國經濟安全的事實。從量變到質變有個過程，如任意讓外資并購，到時候就會形成壟斷，損害國內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是發展經濟的必然要求，但應處理好兩個市場即外需市場和內需市場的關系。我國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旺，經濟快速發展所生產的產品，不能自己消化，需要依靠大量出口來消化。因而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高達70%左右，遠遠高于歐美國家的20-30%。從出口依存度來看，我國2006年為36.6%，2007年為36.3%，2009年因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降低為24.5%；而美國和日本的出口依存度，2007年分別為8.4%和18.9%，遠遠低于我國。出口依存度過高，會帶來幾方面的消極效應：一是過多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會受國外市場、需求和環境變化的制約，風險變數多，特別會受到國外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二是貿易順差擴大，會帶來種種貿易摩擦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三是不利于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的擴大來拉動經濟增長。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求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拉動型轉變。
　　

四、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發展相統一的關系
　　

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發展相統一的關系，就是要處理好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關系。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不搞單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
　　

經濟的發展會引起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格局自然會被打破。由于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改革30多年來，隨著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公有制經濟所占比重不斷下降，而非公有制經濟所占比重不斷上升，是必然的趨勢。
　　

在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與消長中，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失去公有制為主體，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存在。因此，應重視和把握經濟發展中公有制和私有制消長變化所占比例的“度”的界限。
　　

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化的思潮一直在起著作用。有人根據錯誤的引證和論據，得出錯誤的論斷，認為我國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而非公有制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以此否定國有經濟存在與發展的作用，主張大力發展私有制經濟。多年來，一些人大力宣傳“國退民進”，直到近年來還有人強調“國退民進”是改革的方向，用以高調批判“國進民退”。其實，“國退民進”也好，“國進民退”也好，都是戰略性和總體性的提法或口號，都是不科學的。“國退民進”的口號本是某些學者提出和倡導的，中央并不贊同，但起了廣泛的和深遠的消極作用。還有人理直氣壯地宣揚“國退民進”是改革的方向，并以此反對國企的發展，稱之為“逆改革方向而動”。
　　

為此，《人民日報》根據中央精神對宣揚“國退民進”的觀點進行了多次批評。2001年5月8日《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堅定信念  堅定信心》指出：“在國有企業，領導班子及成員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問題，集中反映在對搞好國有企業的信心上。……有的片面理解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等重大決策，將國有企業改革簡單地歸結為‘國退民進’，籠統地說，‘國有企業要從一切競爭領域退出’，因而對搞好國有企業信心不足。”2004年9月2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再次指出：“在改制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的把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演繹為‘國退民進’，主張‘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有的把國有企業當作包袱甩掉，一賣了之”。由此可以看出，把“國退民進”、“國有企業從競爭領域退出”宣揚為我國改革的方向，是多么不正確。
　　

忽視和否定國有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忽視和否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地位和作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為了推動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不能重私輕公，損害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調整經濟結構要以搞好搞活國有經濟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