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9月以來，作為國內黑白家電領域的兩家龍頭企業，海信、科龍之所以能持續盤踞國內各大財經媒體的頭條或醒目位置，說到底不過是因為顧雛軍去年9月9日在廣東順德看守所簽下的一紙股權轉讓協議。科龍董事會當時發布的公告顯示，這一紙協議的全稱是《廣東格林柯爾企業發展有限公司與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關于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讓之協議書》(以下簡稱“股權轉讓協議”)。正是因為對這一紙協議的法律誤讀，才使得海信、科龍或“牽手”或“婚變”的各類消息在國內四處流散，并將整個資本市場折騰得風生水起。現如今，是到了還這一紙協議法律真相的時候了。

　　由于無法拿到轉讓協議全文，這里以簽注日期為去年9月30日的《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收購報告書》中提及的轉讓協議內容為基礎，結合相關媒體報道，作為解讀海信并購科龍合同法律真相的主要依據。同時，考慮到隨后簽訂的《銷售代理協議》與《補充協議》是前述轉讓協議實際履行的有效延伸，在這里一并將其納入法律釋義和縱深解讀的范圍。

　　股權轉讓協議

　　海信與顧雛軍有關科龍股權轉讓協議的核心約定：其一，股權轉讓價格 3.432元/股，轉讓總價款擬定為9億元人民幣，首付5億元人民幣，雙方根據共同聘請的會計師按基準日(2005年8月31日)進行全面審計的結果確認科龍凈資產與基準日的賬面凈資產差額的26.43%調減轉讓價款的余款；其二，轉讓款的支付方式為現金，自合同簽訂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向格林柯爾支付2000萬元的定金，具體付款方式另行約定；其三，全國工商聯作為顧雛軍的受托方參與了此次股權轉讓談判，2000萬元的定金付至全國工商聯與海信(空調)共同開立的共管賬戶，定金凍結至協議生效后才轉為支付轉讓價款；其四，協議以獲得國家商務部批準、青島市國資委批準及與本次收購有關的收購報告書正式披露為生效條件，不過海信(空調)有權放棄上述條件中的全部或部分，而未被放棄的條件則繼續有效。

　　從股權轉讓協議文本的字面上看，上述約定對交易雙方應該說是比較公平的。

　　從顧雛軍的角度講，協議約定每股3.432元的股權轉讓價格，不僅比科龍當時的停牌價2.78元高出0.7元，而且9億元的轉讓總價款更是顧雛軍在2001年3.48億元收購價的2.6倍。與誘人的價格一樣重要的是，對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的顧雛軍來說，轉讓款現金支付方式是個不錯的約定。另外，5億元首付款之外余額部分將根據實際審計結果調減、定金支付模式以及有關協議生效條件的約定等，前兩項是任何一家股權受讓企業都會考慮到并購風險的防范措施，最后一項則是必須走的法定程序，因此也沒有什么特別不公平的地方。

　　一份相對公平的協議，從海信的角度來看卻凸顯其法律設計的精巧構思。

　　首先，在地球人都知道科龍賬面顯示的凈資產有窟窿的前提下，海信開出的9億元收購價，不僅具有增強其報價吸引力嚇阻其他競爭對手的功效，同時也為最終支付的收購價大幅下調奠定了契約基礎，可謂一箭雙雕。

　　其次，2000萬元定金支付到海信與全國工商聯共管賬戶后的凍結，不僅有效避免了定金被轉為填補科龍財務窟窿的現實風險，而且此定金在法律所具有的擔保作用將為后來可能存在的違約風險提供法律保障。因為，根據我國合同法、擔保法的有關規定，一旦顧雛軍違約，依法將要承擔雙倍返還定金的違約責任。

　　第三，付款方式另行約定條款，為后續補充協議的簽訂埋下伏筆。伏筆之中，自然包括某些不宜在首份協議中提出的約定——這些約定的提出，極有可能導致顧雛軍拒絕簽約的結果，這顯然是海信所不愿看到的。

　　第四，貌似公平的生效條款約定，實則是讓海信贏得“操控”協議能否生效的主動權。如果情勢不對，就以報批未獲通過這一法定不可抗力的事由阻止協議生效，且不用承擔違約責任；如果時機成熟，則可選擇放棄上述系列附加的某項或所有生效條款，讓協議自動生效。同時，關于協議生效條款的約定，還為海信在后續補充協議中增設生效條款進一步埋下伏筆。

　　最后有必要特別指出的，是協議中有關雙方將根據共同聘請的會計師全面審計結果“調減”轉讓價款余款的約定。約定中的“調減”一詞很有意思，表明顧雛軍自個也對科龍賬面凈資產存在窟窿表示認可——這是協商一致使用“調減”一詞的前提。當然，具體到這一窟窿究竟有多大，恐怕連顧自己也不清楚，只不過其在內心固執地確信窟窿不會太大罷了(這實際上就是國內與顧雛軍同類的企業家或資本運作高手的悲劇所在)。因此，國內有不少財經媒體在相關報道中，以訛傳訛將“調減”改為“調整”——“調整”顯然包括或上或下與維持不變三種可能，這顯然是違背協議約定原意的。

　　銷售代理協議

　　《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與青島海信營銷有限公司銷售代理協議》(以下簡稱“代理協議”)簽訂的時間，是在股權轉讓協議簽訂1周后的9月16日。出面與科龍簽訂這一代理協議的是青島海信營銷有限公司(仍簡稱“海信”)。代理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①協議有效期為從簽約之日起至2006年3月31日。在此期間，海信獨家代理銷售科龍的內銷產品總計不超過14億元。如果科龍賣給海信的產成品超過約定預付款額度，另行辦理賒借產成品手續，并約定海信占用科龍產成品的周轉周期為60天。②海信以購買科龍產品預付款的方式支付累計不超過6億元資金，協議簽訂后10個工作日內支付3億元，該筆款項在代理協議有效期內不要求科龍實際返還，海信根據資金實際占用時間向科龍電器收取預付款資金占用費。③海信自科龍取得代理產品的結算價格，應等于科龍向經銷商銷售該代理產品的結算價格，且該結算價格由科龍與經銷商確定。④科龍負責審批和支付全部營銷費用，海信每季度按銷售額的1%收取代理費，不再收取其他費用，也不承擔任何營銷費用。⑤科龍現有銷售體系保持完整，終端商家產品推廣與所有營銷行為仍由科龍現有體系運作完成。

　　這一代理協議，堪稱國內資本市場并購模式創新的杰作。

　　首先，在科龍資金鏈已經斷裂且無法從銀行獲取新的貸款，且前述股權轉讓協議因所附條件尚未成熟而無法生效，導致約定的5億元首付款無法支付到位的情況下，代理協議約定以獨家代理預付款支付的方式，不僅為科龍提供了恢復生產和啟動市場所必需的資金，而且有利于借助海信的良好商業信用及與經銷商良好商業關系，幫助科龍迅速恢復商業信用并重樹市場形象，進一步拓展科龍產品既定的市場份額并維護其品牌聲譽。其次，有關代理產品經銷價格的訂立、資金占用費與相關代理費的收取等約定，其成本核算與費用計價均依據市場化操作，對簽約雙方都是非常公平的。第三，對于顧雛軍而言，在自身已無力回天的前提下，如此約定解決科龍資金緊迫、確保產品市場開發推廣并維護品牌自身價值，事實上也有利于顧雛軍在科龍所擁有相關權益的保值增值，這顯然是一個難得的大好事。

　　不過，好事也不是顧雛軍自個兒獨享，而是皆大歡喜。對于享有股權轉讓協議約定權利的海信來說，對顧雛軍有利的同樣也是對海信有利的。除此以外，海信還可以進一步顯示在并購誠意的基礎上夯實前述股權轉讓協議的基礎，通過數億元銷售代理預付款的支付，為高管團隊派駐科龍創造條件。因為，在股權轉讓協議尚未生效、5億元首付款并未支付的情況下，海信要想進駐科龍幾乎是不可能的。更為重要的是，海信以此種方式進駐并“全面掌控”科龍，在股權轉讓協議還沒有生效的情況下，還有什么盡職調查、防范風險的舉措能比如此操作會更有效呢？同時，代理協議的市場化操作，在海信業已入駐并“主政”科龍且有實物產品作擔保的情況下，不僅有利于在鎖定交易風險的前提下保證自身必要的市場化利益，而且一舉拿下的是常規市場操作想都不敢想的“高端”大客戶，可謂美不勝收。

　　代理協議的法律效力。由于協議本身并無明顯損害科龍大小股東利益的約定，且經科龍董事會審議通過并公告，并在3月31日到期前已實際履行，而科龍大小股東在明知此協議簽訂的情況下并未提出異議，根據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該合同依法應該確認為有效。因此，國內不少財經媒體在3月中下旬以未獲股東會批準輕言協議作廢，既缺少必要法律依據，也是不負責任的。當然，對于此協議到期后顧雛軍所持有的科龍股權尚未能過戶到海信門下，由此帶來的變數有可能是海信在當初所未能預見的。即便如此，先入為主的海信對變局處理的優勢也是顯而易見的。

　　補充協議的完善

　　2005年9月28日簽訂的補充協議主要內容包括：①在轉讓協議生效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海信向格林柯爾支付首付款，首付款付至格林柯爾指定賬戶，該賬戶在標的股份過戶之前應由格林柯爾、海信雙方與相關政府部門或司法機關共管。標的股份完成過戶的同時，海信退出共管。海信的款項一旦付至指定賬戶，海信即被視為已經履行了支付首付款的義務。②在海信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支付首付款項之日起3個工作日內，格林柯爾完成標的股份的轉讓過戶手續，將格林柯爾標的股份過戶給海信。過戶時的標的股份應該不帶有任何形式的負擔(包括質押、查封、凍結和其他任何對標的股份所享有權利的限制，但法律規定的限制除外)。③余款支付方式確定調整為，雙方根據審計結果確認的上市公司凈資產與基準的日賬面凈資產差額的26.43%調減轉讓價款余款，海信在過戶日起7個工作日內向格林柯爾支付調減后的轉讓價款的余款，余款中的2000萬元將在過戶日后6個月內支付。

　　上述補充協議有關海信參與格林柯爾等三方共管首付款賬戶、標的股份完成過戶后海信退出共管賬戶以及對過戶標的股權不應帶有任何形式負擔的約定，這在保證海信拿到“干干凈凈”股權的同時，也有利于防范標的股權過戶過程中可能潛藏的任何不確定性風險。同時，余款2000萬元在過戶日后6個月內支付，事實上是用這筆余款對股權過戶后可能潛藏的財務風險進行擔保。

　　從某種意義上講，海信為確保此次并購交易安全可以說是方方面面都想得非常周全。從顧雛軍的角度講，海信如此確保自身的交易安全也無可厚非。不過，如此煩瑣細致的約定之所以擱置到補充協議里，顯然是為了減輕當初股權轉讓談判與簽約的難度，同時也讓那看上去干凈利索的一紙協議給高墻內顧雛軍創設出應有的思維假想空間。此后，隨著代理協議的續簽與海信高管的派駐，上了“賊船”身不由己的顧雛軍在如此細致的補充協議上落筆簽字也就極其自然了。

　　總的來看，上述三份協議的簽訂，包括海信高管派駐科龍的時間在內，從去年9月9日到9月26日前后總計不到3周的時間。對時間節奏如此準確的把握，三份協議又前后遙相呼應，一氣呵成，絕對是盡職調查與事前“高瞻遠矚、運籌帷幄”的杰作，而不可能是走一步說一步的自然結果。事實上，正是因為良好的契約空間設計，加上如此一氣呵成的時間節奏把握，為海信極具并購節奏感的市場操作預留下巨大的時間空間，如科龍及其旗下眾多子公司對格林柯爾乃至顧雛軍的債務追討行動，客觀上具有在海信支付股權轉讓首付款及余款之后，旋即又被其他債權人與科龍及其旗下眾子公司等債權人恰到好處地討回的效果。當然，對如此債務追討行動，海信方面竭力否認自己是幕后主謀。

　　總的來看，在海信并購科龍的過程中，其對法律、契約、信用、文化、理念與管理等多種手段綜合運用，絕對是國內近20年來資本市場并購史上一個高度濃縮的經典標本。標本的價值，甚至與最終能否并購成功無關。因為，充分運用自由契約所創設的法律空間來設計財富擴張的市場邊界，并實現效率、安全與利益的完美結合，本身就是一個奇跡的創造。事實上，對于海信來說，此次并購即便是失敗的，其損失也幾近為零，甚至在銷售代理過程中還有不小的斬獲。

記者 林偉　來源：《理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