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WTO研究專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WTO研究中心主任張漢林教授，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世貿組織，雖然享有諸多差別待遇，但這些待遇本身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中產生的作用是有限的。加入WTO為發展中國家及其企業所帶來的真正機遇，在于出現了一種可能，即發達國家在共同參與的經濟運行中所醞釀出的科學、合理的游戲規則，可以通過世貿組織這一平臺，輸入滲透到發展中國家去，從而刺激發展中國家生成一種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他認為，要實現這種可能性，企業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國內企業必須脫離遲鈍麻木狀態，主動行動，舉起世貿原則的旗幟，發展自己、保護自己。在國際競爭中迎頭趕上，并推動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

　　
優惠待遇并非催生發達經濟的溫床
　　張漢林指出，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世貿組織，的確在多方面享有一般而言的同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員共同享有的特殊和差別待遇。但其中的特殊待遇更是針對那些“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而言的，我國不在這個范圍內。因而我們所享受得更多的是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別待遇。這些差別待遇在WTO的協定、協議和相關的規則中以及我國加入WTO議定書、中國工作組報告的承諾中都有所體制。比如，我們可以通過稅率的制定或采取其他措施對特定產業進行保護、在執行協議的期限上也受到優惠待遇、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時享受普惠制（普遍優惠制度）待遇、如果出現國際收支不平衡可以對貿易收支實行限制等等。
　　
張漢林認為，WTO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都是體現在允許其在履行義務時有較長的過渡期或有一定范圍的靈活性上，而并非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可以超越規則、忽視義務、濫用權利。在從“關貿總協定”到“世貿組織”50年運行的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和地區是在享受某種特殊的差別待遇背景上發達起來的。
　　
而且，WTO的優惠待遇和權利不是萬能的，實行執行起來會受到這樣那樣的限制，不可能搞兩把尺子、兩個標準，更何況優惠待遇也不是無限期的。張漢林認為，WTO之所以有種種優惠待遇的規定，一方面是照顧到發展中國家的面積和數量，另一方面也的確體現了發展中國家要求。它不是最優的選擇，只能算是不得已的選擇。
　　
那么最優的選擇是什么呢？張漢林認為，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的獨立、內部經濟體制的改革及將封閉保護著的市場向世界敞開。
　　
我國改革開放雖然已有20多年，但開放程度仍然不夠。此外更大的問題是，有許多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員、企業負責人，一直害怕市場的進一步放開，認為一旦市場過多地打開，外國產品涌入會對那些發展滯后行業或領域造成致命傷。“我認為這種擔心恰恰是錯的，是誤解。”張漢林說，“我國某些行業和產業的發展滯后，恰恰是由于長期封閉而不是開放造成的”。他以我國家電業與汽車行業正反兩個例子證明這一論點。

他說，家電業是我國目前發展最快的行業，這得益于其市場開放程度非常高，對此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感觸。而汽車制造業這是個受保護程度非常高的行業，卻長期發展遲緩。全國有汽車生產線100多條，許多只有幾千輛汽車生產能力的廠家在地方保護的大傘下也能生存下來。當然自20世紀90年代之后因為引入外資增加了，外資合作為了自身利益，拼命努力，迫使地方政府打開市場，汽車業才得以較快地發展起來，才有了現在的桑塔納、富富、夏利。這是開放的結果，不是封閉、分割的后果。縱觀那些投資限制準入一類保護力度最高的產業，恰恰是各自為政、封閉最多的產業，也恰恰是發展遲緩的產業。
　　
張漢林指出：我們要有兩點清醒的認識：第一，所謂優惠，是從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發達、難以和發達國家進行企業之間對等競爭、需要照顧的角度來講的，其實在執行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能不被歧視就不錯了，我們力爭加入WTO，就是要求取得平等的待遇。我們并沒有躺在WTO條款上睡覺的資本。第二，作為受到優惠待遇照顧的國家，我們絕不能忽視作為WTO成員的義務，不能只強調特殊性和個體性，否則就可能會陷入一種越落后越保護、越保護越落后的怪圈，難以自拔。
　　
企業要敢于舉起世貿原則的旗幟
　　世貿組織主要是針對成員國的政府行為制定的，直接針對企業行為的條文不多。作為具體的企業，如何抓住人世機遇，間接或直接地受益其中、享受權利、迅速發展呢？張漢林認為，在這方面企業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例如，對于具體企業的發展來說，普惠制就是個值得高度重視和運用的權利。這一制度有利于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和產品競爭力的提高。因為我們可以在對發達國家進口的工業品、半成品進行的同時擴大我國工業品的出口，這對于國內占很大比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產業，保持和發揮價格競爭優勢是十分有利的。雖然目前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受惠范圍在逐步縮小，但只要積極下功夫去研究、分析、掌握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新的普惠制方案，調整自己的市場戰略和產品戰略，仍能從中贏得較大的受益空間。
　　
此外，企業要盡快學會利用世貿原則保護自己。一是在利用世貿組織公平貿易的原則上，要嚴密關注外國產品和服務在中國市場的進入，要盯緊他們的分銷體系、他們的價格、他們的營銷策略，看是否存在不公平競爭行為。尤其是應關注其是否存在低價競爭，一旦證實其商品的進入是得到過政府補貼的傾銷行為，企業就應立即提出來，按世貿規則，要求本國政府采取反傾銷措施，充分保護自己的利益。在這個方面我們多的是反面教訓，少的是正面經驗，應當改進。二是要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保障機制，關注哪些外國產品進入后增長過快，是否損害了本企業的利益。如果由于外國產品進入后快速增長，損害了自身利益，企業就可以按照1994年GATT第19條進行調查申請。損害事實一旦成立，還可以考慮要求政府采取保護措施。總之，企業要形成一種保護自我的意識，高度密切地關注和跟蹤與自身直接競爭或相關產品進口的狀況。國外的企業大都會花很多精力在這方面，而我國企業以前做得太差。
張漢林強調指出：企業應意識到，企業自身是尋求保護自己權益的第一個環節，然后才是政府。有許多企業把發現損害自身利益情況的責任全部寄托到政府官員身上，這是不現實的。他說，之所以提出這一點，是由于我國企業目前大多對國家政策、貿易法規的變化反應比較麻木，很少有超前研究的意識，對于未來國家經濟政策怎樣變化、怎樣調整這種動態變化，不能積極主動地介入。即便是了解到動態情況，也不能主動地調整自己，拿出有效的對應措施。而在這種狀態下，最不應存在但確確實實存在的另一個現象是，政府政策制定部門的官員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反應麻木現象。當然這其中也有的是考慮霜些個人、集團利益的需要而不愿去做政策方面科學化、合理化的調整，這是最不應該的。這就更需要企業自身從麻木的狀態下清醒起來，調整自己的角色意識。企業要拿出主人的姿態，明確自己所需要的服務，需要政府做出什么樣的服務。甚至可以拿出一套政策措施法規方案來，向政府提建議，說明希望政府作出政策法規上的哪些調整。
　　
企業的權利就是政府的義務
　　正如前所述，世貿協議更多的是對成員國的政策行為起作用，而不是直接對成員國具體的企業起作用。它要求成員國的政策必須創造一個符合世貿組織規則、適合企業參與國內外競爭的良好氛圍，讓企業去施展才華。
　　
那么入世是否也為企業帶來了一些較為直接的權利呢？張漢林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這些權利的內容其實也已寫在入世議定書上了，就是要求和監督政府履行按世貿組織規則辦事的義務。
　　
議定書的第2條中的幾個概念，如貿易制定的統一管理、貿易政策法規的透明度、司法審議等，其實都與企業權益自身相關。但是，如果我們這些世貿組織的規則一一延伸到國內的經濟體制中加以比較，會發現其中的矛盾很多，國內現行的許多制度與世貿規則相悖。
　　
張漢林列舉了幾個例子說明這個問題：其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分割封閉地方市場，不讓貴州的酒、云南的煙進入本地市場。其二是對于建筑市場，很普遍地存在著地方保護，造成外地企業與本地企業在競爭環境上的不平等。再有，有些政府部門向企業發送政策法規方面的文件時，往往只向國有企業發送，而不發給民營企業，更別說個體戶了。“這些企業都一樣繳稅，得到的服務卻有差別，為什么不能做到所有的企業一視同仁？”這表明政府在政策法規的透明度上沒有做到位，在統一管理上也沒有做到位。
　　
張漢林說，對于中國企業來講，更為緊迫的是需要國內市場環境的改善、公平競爭規則的全面推行。因此企業應站在市場主人翁的立場上，向政府提出建議、意見、督促政府去改進。簡單地說，就是讓世貿組織的原則在國內事物中真正起到作用。

最后，張漢林特別談到司法審議的問題。他認為對于中國政府職能部門，包括司法機關，包括相關的政府執法部門來說，入世議定書第2條司法審議一項，是真正值得關注、引起反省的問題。他認為，中國迫切需要按照世貿組織規則建立起一個快速審查機制，充分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做到平等對待、實事求是。政府只有做好這些方面的事，企業才有可能有同國際對手競爭的可能，才能真正享受到WTO所帶來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