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仍有175宗銀行與鋼貿企業金融借款糾紛案件，正在上海各級法院等待開庭審理。

追債銀行中，國有大行主要是工行、中行；股份行則包括光大、興業、中信、民生、平安、渤海、華夏、廣發等8家銀行；城商和農商行也不能幸免，共有上海農商行、南京銀行、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

就案件數量看，工行、民生和中信三家最多，占比分別達到35%、24%和18%，合計占比77%。利用倉單重復質押、虛假倉單套取銀行貸款，曾是引發鋼貿貸款壞賬的根源之一。

最近以來，大宗金屬貿易商利用倉單重復質押這一手法，在青島港的融資銅品種上讓銀行繼續“栽跟頭”。“融資銅危機其實是上海鋼貿貸款事件的重演，本質是對銀行貸款的詐騙，然后投向民間金融、房地產等領域。”上海一位外資行行長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記者調查發現，在大宗金屬貿易鏈條中，有兩種融資模式頗為經典：信用證模式、倉單質押模式。上述行長戲稱，通過境內外關聯公司和信用證，跨境套取銀行貸款，利用兩種貨幣匯率變動、利率差距的操作手法，屬騙術中的“高段位”；倉單重復質押或虛假倉單屬粗放式、“低段位”手法，只需買通倉管方、銀行內部員工即可。

事實上，無論是信用證還是倉單質押，原本只是眾多普通的金融支付工具、貸款品種之一。然而隨著外部宏觀利率、匯率變化，以及銀行對金屬貿易為代表的大宗商品貿易融資業務的追逐，這些金融產品、工具也逐步被異化。

6月20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加坡銀行全球CEO在上海向記者表示，青島的融資銅貸款壞賬事件應是孤立事件，預計具備真實貿易背景的跨境大宗金屬貿易融資并不會因此受到很大沖擊。

“這個案件中，銀行顯然沒有掌握大宗金屬貿易行業的真實經營狀況。他們需要反思的是，拿金屬來質押的買賣雙方究竟是誰，對于買家而言，這筆交易是否有商業價值？另外，如果這批貨物已經被賣掉，卻仍在原來倉庫存放，其中是否存在問題？”該人士說。

李友（化名）是一家貿易公司的老板。他曾利用2800噸電解銅，通過重復循環信用證融資，在短短9個月內，使得信用證交易所對應的電解銅累計高達4萬多噸，進而助其從銀行獲得巨額融資。多位銀行人士向記者表示，這項操作有兩個關鍵詞貫穿其中：一是關聯交易；二是融資放大交易，并且可能涉嫌信用證欺詐。

第一步，李友會在香港注冊設立多家從事貿易活動的離岸公司作為賣家，再由他在國內實際控制的多家公司作為買方，或者李友的國內公司通過外貿代理協議委托多家第三方的外貿代理公司作為買方。“后者的操作更為隱蔽且銀行很難查證。”上述外資行人士分析。

第二步，利用李友儲存在倉庫的2800噸電解銅，虛構基礎交易，并以此為依托，由其國內公司或者委托的外貿代理公司作為開證申請人，向國內十多家銀行分別申請開立遠期、自由議付的信用證。信用證約定的主要單據就是上述電解銅的倉單。

第三步，李友控制離岸關聯公司作為信用證項下的受益人，向議付銀行提交包括電解銅倉單在內的各項單據，議付銀行審核通過后，買入這些信用證項下的單據，然后向離岸公司支付貼現款項。

到了第四步，李友利用議付銀行向開證行交單，開證行承兌后向開證申請人“放單”的機會。他就拿出一份其他倉庫出具的相同數量貨物的倉單或可提貨的憑證，交給外貿代理公司，換回原先真實的電解銅倉單，當然這份新的倉單并無對應貨物入庫，屬于虛假倉單。

拿回真實倉單后，并不用于提取貨物，而是分別按照兩種方式使用，一是換發新的倉單，即將原先的真實倉單交回倉儲公司，并要求對方注銷該倉單后，換發數份不同數量而總量不變的倉單。二是直接重復使用，其在國內的公司隨后進行一系列不同批次的關聯交易，同時，這些公司就委托外貿代理人申請開立不同批次的信用證，然后再將新的倉單交付給離岸關聯公司，用于下一筆的信用證交單議付等。

通過重復使用、拆分、合并等方式，循環完成一系列信用證項下的交易行為。最終結果是，2800噸電解銅所對應的倉單，被作為上百張信用證項下的單據循環使用。在9個月時間里，這些信用證交易所對應的電解銅累計高達4萬余噸，并從銀行套取巨額融資。當然，這場游戲最終因為國內買家的公司無法支付貨款，開證銀行申請止付而終結。

“在進口環節，貿易商利用虛假的貿易融資，借用信用證的模式，很容易給銀行的信貸資金埋下‘地雷’。”上海一位支行行長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另外，當確實有大宗的金屬貨物真正進入保稅倉庫，如A企業已經結束信用證的信貸關系或者將貨物拋售給B企業時，那么在這個鏈條中，倉單質押融資模式“粉墨登場”。

“很多情況下，B企業辦理的倉單質押貸款其實就是為了向A企業支付貨款，銀行往往也愿意這么做。但是萬一A、B兩家企業背后是關聯企業，那么貸款的風險就很難預測。”該人士說。

另外，利用銀行之間對貨物權屬的信息不對稱，并且現場查驗也難以辨別等特點，重復質押融資模式更是銀行在金屬大宗貿易行業的“噩夢”。上海一位銀行業人士舉例稱，江蘇連云港的一家鐵礦石進口貿易企業，在2013年上半年，以價值約為4000多萬元的鐵礦石作為質押物，在1個月內，先后向當地一家農商行、城商行的連云港分行獲得半年期的流動資金貸款。

該人士表示，銅、鐵礦石這類動產質押貸款，銀行通常按其市場價格5-6成發放貸款，如1000萬元貨物發放600萬元貸款，略為激進的銀行會做到七成左右。評估邏輯是，比如6個月期限貸款融資，并且預計相關貨物在這期間價格波動為5%左右，銀行便將其價值定為目前市價的95%，然后在此基礎上再打8折，因為還要扣除貨物賣出時各項成本或損失，最終這批貨物的評估價值就約為目前市場價格的7.6折。

在這一案例中，這家鐵礦石貿易企業從兩家銀行各自獲得貸款金額都是2000萬元。從單個銀行的貸款規模看，甚至還沒達到質押物價值的五成，但銀行貸款總額卻已經接近這批鐵礦石的市場價格。

更為蹊蹺的事情還在后頭。為了保證質押物的安全，兩家銀行分別與鐵礦石進口貿易企業、某家從事貨運、倉儲、中轉等業務的物流公司，三方簽署一份《動產質押監管協議》，約定這批鐵礦石交由該物流公司實際控制、監管。 

然而，就在貸款發放一段時間后，兩家銀行先后對質押物進行現場檢查時才發現，這批鐵礦石早已不見蹤跡。后來才獲悉，物流公司其實并未嚴格執行與銀行簽訂的監管協議，而是私自將這批質押物放行，最終導致貸款的損失。

普通金融工具的“異化”

“前不久，許多并不是很熟的朋友，都找到我想開信用證用于金屬進口貿易領域，他們中不乏國企，我都一一回絕。現在信用證只給老客戶做，涉及銅、鋁和鐵礦石等領域則已經暫停。”上述行長表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調查發現，除上述利用虛假交易進行信用證欺詐融資外，在金屬貿易中，信用證最經典的融資模式是：譬如在融資銅領域，銅進口企業通過中資銀行、外資銀行，開立一張延期付款90天~180天的信用證，然后將境外現貨銅進口至國內的保稅口岸后，直接將貨賣給下游的貿易商獲得資金。到了還款期，再以人民幣購匯（美元等）還款。

此時進口企業獲得的資金可以有三重用途，首先是用于彌補自身現金流不足；其次投資于其他高回報的領域，如短期理財產品或民間借貸等；再者用新獲得資金償還上一輪信用證貸款。

“多數都是投向房地產或高利貸。”上述行長稱，貿易企業通過信用證模式的各項成本，如手續費千分之五、海外美元貸款成本2%，綜合來看，它與同期人民幣銀行貸款的利差約在3%。

事實上，信用證是在國際貿易中發展起來的一種支付工具，本意是作為用于履行真實貨物買賣下付款義務的工具，本質是支付工具。然而，近些年來，不少進出口貿易商逐步將信用證異化為純粹的融資工具，甚至騙取銀行貸款，尤其在銅、鋁、鉛、鋅和鐵礦石等融資屬性更強的領域。

“異化的主要幕后原因之一，是近些年境內外的匯差和利差收益上升，使得這種融資模式得到放大，尤其在人民幣升值階段。”上述人士分析，譬如自2011年以來，人民幣跨境套利追隨以往美元套利交易的腳步，躍升為金屬貿易企業獲利的新手段。

該模式的大致操作方法是，貿易企業在內地銀行申請人民幣信用證，給境外的關聯公司到香港的銀行分支機構貼現，就能獲得低成本人民幣貸款，然后通過各種方式回流國內。其優勢在于：人民幣信用證期限比美元信用證長；不受外匯貸款的額度管制。因此這種模式下，融資銅貿易的周轉速度會更快。

另外，作為引爆上海鋼貿貸款、青島融資銅的直接“禍首”，倉單質押也從一款原本并不起眼的金融產品，淪為“千夫所指”。

上海一位中資銀行人士表示，類似鋼貿、銅這類大宗金屬商品的倉單質押貸款，原先銀行對這類產品并無太大興趣。一是動產抵押不夠安全；二是貿易公司屬輕資產的中小公司，實力不強。如鋼貿倉單質押貸款是在4-5年前才蓬勃發展，直至2012年出現壞賬苗頭，2013年問題大面積爆發，銀行急忙收縮業務規模。

多位銀行業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倉單質押模式從普通貸款產品，變異為鋼貿等企業套利、騙貸的黑洞。其中有多個因素助推演變過程。

第一是前幾年開始，各家銀行主攻中小企業市場，各種供應鏈融資的創新模式陸續被開發出來。“當時一家國有大行在上海的中小企業部，原本并不打算涉足鋼貿，最終還是頂不住業績的壓力。”上述外資行人士說。

第二則是鋼貿企業開始采用聯保、擔保公司擔保等增信手段，在當時很大程度上解決銀行對抵押物不足的后顧之憂。于是各家銀行開始搶著做這塊業務，惟恐落后于他人。

第三，中小企業貸款數量多、單筆規模小，導致銀行成本較高。而各類的金屬貿易市場假設有200家企業，每戶貸款500萬元，5家成為一組聯保就有2500萬元，銀行只需做10組，貸款規模就可達到2.5億元，對于中小企業貸款業務，這種批發模式很有誘惑力。

第四，金屬貿易企業的貸款可以將一筆業務衍生成多筆，進而滿足銀行在存款、貸款和中間業務的需求。譬如銀行打算給鋼貿企業100萬元貸款，但是要求企業拿到貸款后馬上將資金作為定期存款回流銀行，然后再用存貸質押貸款95萬元。在這個過程中，銀行將1筆業務演化成3筆，貿易企業支付兩筆貸款利息，拿回一筆存款收益，總的融資成本依然高于單純的貸款。

或者是銀行要求企業將100萬元貸款存放在銀行作為保證金，然后給其開出100萬元的承兌匯票，貿易企業再拿去貼現，最后獲得98萬元的貸款。正規經營的金屬貿易企業，一般不愿意接受銀行的這種融資設計安排，因為成本要高許多。

“愿意接受這類融資的企業其實并非真正從事貿易，目的只是為了套利，途徑則是將貸款投入到房地產、高利貸等高風險、高收益領域，并且還通過倉單重復質押等手段，將融資規模無限放大進而變成融資平臺。這種6個月至1年期的流動資金貸款，需要銀行對整個游戲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撐，一旦有銀行提前撤走，或者資金在投資時發生風險，整個鏈條就容易斷裂。”上述中資行人士表示。

“金屬貿易融資中，貸款風險最高的是純貿易類企業，因為他們的貨物進口后，銀行其實比較難追蹤下一步的真實流向。”多位外資行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同時，銀行在風控手段方面，也難以實質上堵住漏洞。

以倉單重復質押為例，手段有三，首先是將同一批銅、鋁等貨物接連搬到不同的倉庫，然后開出五六份不同的倉單進行貸款；其次，同一個倉庫的貨物，掛上其它貿易公司的牌子，然后再從其它銀行套取貸款；再者，多方配合做各種虛假倉單，“明明運回來的是石頭，卻被描述成銅”。

“只要倉儲企業、貿易公司聯手做局，再加上銀行內部員工的道德風險，總行就比較難識別其中的風險。”上述中資行人士表示。譬如，銀行往往與倉庫保管方簽訂合作協議，要求對方保管這批貨物，但是由于負責監管的人員薪水通常較低，很容易發生道德風險，除非銀行派自己人看守倉庫。

另外，在信用證模式中，不少銀行輕易相信貿易商提供的營業額數據、進出口時間、各種單據等，而沒有查證是否有實際的買賣行為發生、貨物進口后究竟賣給誰等細節。

對此，多位銀行人士建議，首先對貿易類客戶，應該要求必須是成立5年的貿易公司，并且有5年完整的報稅記錄，這樣才會大大提高騙取貸款的成本。

其次，如果貿易融資是發放給具有真實貿易背景的進出口廠商，如進口原料，生產加工后出口產品，那么銀行可以追蹤整批貨物的貿易、生產流程，風險才能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