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雷集團收購徐工集團85％的股權一度引起輿論的強烈反彈，對于外資的壟斷性并購之憂實際上已經給管理部門帶來相當大的政治壓力。雖然向文波的博客涉嫌以虛假信息誤導投資人，但他在這個時間打出民族主義大旗，仍大大吸引了人們的眼球。

　　從另一個層面人們也不得不問，為什么民營企業不能參與到國有企業改制的盛宴中，是什么原因導致寧予洋人不予民企的局面。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海外資本在中國進行并

購的目的，已經從過去單純通過參股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逐漸向實現公司全球戰略布局的意圖演變。因此，相當多的外資并購并非僅追求財務上的收益，更多的則是追求產業整合、資源控制、壟斷地位、消滅潛在競爭對手等。也正因如此，與開放初期相比，現在的外資并購在對象的選擇上往往傾向于具有技術壟斷（如機械行業）、區域市場壟斷（如水泥行業）、資源壟斷（如鋼鐵、能源行業）、政策壟斷（如銀行業）等企業。

　　從法律方面講，《外國戰略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正式開始生效，理論上外資可以充分利用二級市場交易即可完成對并購目標的收購，大量規避了并購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政府審批等政策性風險。

　　而中國的上市公司的價值普遍處于低估狀態。此時外資進入實施并購，往往能以相當低廉的價格完成操作。而對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也使得國際資本開始追逐人民幣資產。

　　海外資本多年的并購實踐，使得他們擁有各種收購的金融工具和多種退出機制，可以實現產業資本的社會化，也使得國有企業的管理層能夠在海外上市的過程中實現利益的套現。而國內資本市場現在還沒有能夠提供一條更通暢的渠道來實現產業資本的社會化。企業為上市所花費的時間成本和交易成本還很大。

　　一個更重要的政策驅動是，現有的政府干部考評體系中將招商引資作為重要的政績指標，各級政府領導干部對引進外資的熱情高漲，對合資工作給予強有力的行政支持，大大降低了外資并購的操作難度。而這種考評體制，也直接導致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寧予洋人不予民營企業。

　　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對于“賤賣國資”的輿論壓力不僅僅是對賣給外資而言，賣給民營企業同樣也要面臨這樣的風險。“郎顧之爭”并非只是學者間的一種清談。

　　對于民營企業天然的不信任感還根植于一些人的頭腦里。

　　事實上，外資在中國投資的目的從來都是功利性的，與所有資本一樣，其逐利性決定了其投資目標與投資行為。大量事實證明，只有在反壟斷法律健全、政府干預市場手段完善的國家和地區，外資并購行為才能在維護本國經濟及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展開。

　　面對外資并購，我們雖然不能動輒以民族主義情緒來處置，但從國家經濟安全和產業發展來說，合理的管制并非沒有道理。 這種管制也是國際慣例，從中海油對尤尼科的收購一案中，我們已經領會到美國人是如何“講政治”。在國會、政府層面都有多種限制和審查規定。對于某些行業，即使允許外資收購，也會有股權比例的限制。

　　有消息稱，目前國務院正醞釀成立一個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由商務部、財政部、國家外管局、工商局等聯合參與的、類似于外資審查委員會的部際聯席會議，對重大外資并購項目進行審查。我們看到，國家對外資并購可能帶來的經濟安全隱患已經予以高度重視。這也正是中國在不斷開放的市場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

李峰 來源：